台湾新生代作家骆以军（1967—）以小说闻名，《弃的故事》（1995年自费出版）是他的唯一一本诗集。这本诗集作为骆以军创作初始的印迹，不仅包含了印刻在作者生命里的感受和经验，而且还有经由这些感受和经验所奠定的作者看待世界、讲述世界的方式，以及自我疗救的努力。诗集中的作品主要包括骆以军在读台湾大学时诗选课上的作业，以及一份其哥们儿弄的地下影印“同仁文学刊物”《世纪末》上发表的诗作，“稚拙但透明”是骆以军对其诗集《弃的故事》的评价。关于《弃的故事》写作的源起，骆以军在一次应邀的“现代诗创作”课堂上曾言，是其大学一次很大的伤害，当其时“很悲恸的情绪下去把创痛扩大到它在天地间回音的可能，它可能主要 是一种变态的自我催眠的自疗。”我们无法确切地去追问或考证骆以军所言的那次极大伤害的确切情形，实际上，这个伤害具体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带给骆以军的生命体验。及至2013年，台北印刻出版的《弃的故事》典藏本中，骆以军在集后的《印章的故事》里这样写道，“年轻时懵懂用了‘弃’这个字作书名，其实那时哪懂这个字在生命史中真正开启的恐怖哀恸。不想这样二十多年下来，这个字倒成了我小说书写的咒语或预言……如今知畏，否认身世之哀，设定于父亲那一辈的花果飘零，或在后四十回所看到的‘弃’之后的慢速塌毁，自我的脸在痛失所爱，天地不亲的哀鸣中变成怪物。这种种都不是当年写‘弃’的那个年轻人能想像的。” 

       作为外省第二代的骆以军，在风云涌动的九十年代台湾，随着越见升温的本地化潮流，其被排斥的感受自是渐趋强烈。此时的诗人正逢青春年少，正是对世界最敏感的时期。然而，人生阅历、社会经验、知识积累等等都尚不足以帮助他去理解这种排斥——当时不会说台语，甚至打的都是被拒的。而台北，这个资讯发达的现代都市里快速流转的生活，总让人担心被抛在时代的后面。正如翁文娴为《弃的故事》所作的序《坠落的深度》中所言“活在当代，种种如石榴花爆开的讯息里，在左在右，似乎只日夕为增加这个‘弃’字的涵义。我们比任一代的人，更亲近它，更了解它，如果有人要求举一字而总括整个世纪末的风情，谁能反对‘弃’的魅力？”凡此种种，混和着青春的爱情、友情，搅拌在骆以军的生活中，渗透进他敏感的生命里。

       诗集以“春”“夏”“秋”“冬”四首短诗作为“切割线”，将全集分成的四个章节。但是，诗集的主题并不是季节变幻，而是“弃”和“伤害”。围绕这两个中心主题的作品——如《各各他情妇我的叛徒》《弃的故事》《给弃妇Ｒ》《遗弃美学的雏形》《某日午后闯进十六岁F冥思中途的课堂》《关于宫崎骏》等亦最引人注目，它们隐晦婉转地表达了诗人源自于“遗弃”的种种伤害。从诗作看，这些伤害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来自被遗弃的身世的伤害，这也是诗人所受到的最大的伤害，它充分地表现在与诗集同名的作品《弃的故事》中。还有一类是来自被时间遗弃的伤害，这一类伤害与青春、爱情、友谊相关，它们应该算是时光腐蚀的记录。

       为了表现来自被遗弃的身世的伤害，在诗作《弃的故事》里，骆以军特别设置了“壹”和“贰”两个图景，以“壹”的现代版遗弃“对垒”“贰”的古典版遗弃。“壹”是现代的诗人“我”对被弃的怨愤质问，“贰”则引述《史记》里周朝始祖后稷的身世传说，藉此在广袤的时空中形成历史的对照，同时也赋予了“我”被弃的身世一个宿命式的悲剧源头。如果遗弃是命定的，那么争辩和愤怒还有用吗？“我”又该如何自救？诗作一开篇，“我”已经充满疑惑——

       如果/遗弃不再是我/向生命漠谷愤怒掷去的回音/而是姓氏/是母胎以膣温热吻上的烙印/则我们又何须竭力争辩

       这是一种来自血源，始自生命之初的遗弃，是诗人自己不能选择的处境。就像周祖弃一样，父亲已然遥远，处女母亲与父亲的脚印媾而产下的私生子弃，出生三日即被母亲弃于隘巷。而“我”，也是母亲因爱恋足印而孕育的，所以，遗弃其实是“是我蜷自闭目坐于母胎便决定的/姿势”。面对命中注定的遗弃，就算有千万种不甘，诗人也要承受。于是“我”在被弃的荒野中寻找支持的力量，让自己由弱势的被弃者转变为强势的弃者，并由此发问，究竟是谁遗弃了谁——

       那年冬天/究竟是妳的遗弃将我放逐/在诗和颓废的边陲/或仅为了印证诗和颓废/我、遗弃妳。

       从这首诗里其实不难看出骆以军深沉的自况。“我”以诗扩张自己的力量，贪婪地向诗歌寻找救赎，将遗弃的姿态变成“一种将己身遗落于途/以证明自己曾经走过或正在走过的姿势”。诗中的“父亲”可以看作中国大陆的象征，父亲的足印，即是中国文化在台湾深深的、不可抹去的血源烙印。而“母亲”自然是台湾的象征，她宛如一个爱恋着中国文化的处子，这种强烈的爱恋令她罔顾自己精血所孕的诗人“我”——生长于台湾的外省第二代。在他们的身世里，中国大陆是烙印在其生命中的一个深刻却遥远的存在，而台湾母亲“爱恋足印甚于/爱恋我的足踝”的态度虽然令骆以军怨懑，让他誓言要反弃她。但是，毕竟台湾母亲则他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热土，是他血肉生命的孕育者，是无法舍弃的血脉来源，所以，他对台湾母亲的发愿——“我、遗弃妳”更像是一个孩子赌气式的宣言，内中包含的意思恰恰相反——

       “如果妳至今犹被我置于遗弃的雪芜荒野/那么请记住/遗弃是我最浓郁灼烈火的吻/是我/啮咬妳一生阴魂不散的/爱的手势。”

       这种曲折幽微的情绪正是身为外省第二代的骆以军，不由自主地被裹挟在当时台湾统独之争中的激烈纷扰中，因而纠结难解的真实写照。虽然，他在诗里怨懑台湾母亲向往大陆父亲，仿佛是一种拒绝回归的姿态。但是，如果因此就从拒绝祖国统一这个政治高度来批评骆以军的话，显然是过于简单。如果我们从骆以军个人的成长经历出发，回到当时的诗歌现场，就不难理解，诗人当其时的人生和历史经验并不足以支持他从历史的或政治的高度来思考这个统独的大命题。所以，面对“遗弃”的伤害，他只是从个人感受发声，以一个年轻人的激愤，以一个热爱诗歌的文学青年的骄傲，对“被弃”的命运宣告：既然生命的来处不可依，那么何妨在诗中找寻自我存在的证明，就像周祖弃一样，我也终将在诗的滋养下成长，“屹如巨人之志”。诗歌最后的一问一答，诗人最终以周祖弃自我的命名，正显示了这种自我成长的自傲——

       “你究竟是谁？”/“我是弃。” 

       除了感怀自己被“遗弃”的身世，骆以军耿耿还于将自己从青春、爱情、和种种美好中遗弃的时间，对自己因此受到的伤害无法释然。这一类的诗作包括《丧礼进行中我暂时离开》《女信差的不渝爱情》《某日午后闯进十六岁F冥思中途的课堂》《一个老妇在轮椅上紧握她从前的邮票肖像》《对于诗人J失恋事件的一段与之毫不相关的感想》《关于诗人F一幅蜡笔画之杀价过程》《六月的灵幡上开出了一串白蟹兰》等。这些诗作往往以故事描写的方式呈现某个场景或感觉的瞬间，在时间的“裂隙”里折射出深埋在时光中的生命伤痛。在《各各他情妇我的叛徒》中，他切切地追问“我们的优美如今沦落何方”；在《遗弃美学的雏形》中，他无奈地退让，“我和时间达成协议/“我的爱情掩面后退，平躺在地成为你菸息浓厚的倒影。”；在《丧礼进行中我暂时离开》中，他忍受着自己生命的光影，“任性地坐在课室外的走廊伤心哭泣”；在《某日午后闯进十六岁F冥思中途的课堂》中，他独自冥想“静静推门进来静静走进你时间的初站”；在《一个老妇在轮椅上紧握她从前的邮票肖像》里，为了“不让妳发现  我已发现/妳的老去”，他强自坚持“不动声色/继续说话”，而在《关于宫崎骏》里，他又不可抑制地怀疑——

       他们都在瞒我/其实我知道/我会在一个满月的夜里/……/望见他们像/撤向天空的蒲公英籽/……/离开/无论如何辛苦假装/也不被他们视为族类的我

       对于这样担惊受怕、隐忍无奈的体验，诗人日后回忆起来也是不堪沉重。2013年INK印刻出版的《弃的故事》典藏本中，除照排1995自印版《弃的故事》的诗作外，还在“春”“夏”“秋”“冬”四章之后增加了“后来的……”一章，收录了1995年后骆以军的部分诗作。其中有一首《好日子》描述了诗人种种惊惧莫名的噩梦，诗作的结尾处这样写道：

       但其实真正活过的时间∕比这些梦境可怕∕但为何我可以坐在这边的时间这边的床沿∕喷着烟觉得还好∕还好，醒过来了∕觉得自己是只梦里拖了一道湿迹爬出来的蛞蝓

       被命名为“好日子”的日子，却比噩梦还可怕，其中强烈的反讽和自嘲，反证了诗人20年前所遭遇的弃的伤害。

       诗作中关于个人成长中时光腐蚀的记录，描摹了缤纷喧闹的都市生活表象之下人心的潜流涌动，这些受伤的瞬间是诗人青春的心灵震颤于时光蚀刻人心的瞬间，也是现代都市变幻无情的时光利刃刺进诗人生命的瞬间，它以诗人自身的“灵和童身坠落的深度”去感知，依赖诗人“博大的透视现象的能力”达到。所以，“弃的故事”是一个灵魂的伤痛，同时也体现了“一个城市的深度”。骆以军自言，他在写下这些诗作的时候，越贴近诗中的人物，越接近他们复杂的人性面，反而越用抽象的方法去表现他们，但并不是要单纯地当他们是一个意象或者符号。这种逆势思维令众多的解读者感到困惑和惊讶，却恰恰体现了骆以军创作体验的深邃——“弃的故事”并不限于某时某刻或某人某事，弃与伤害本来就是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命运，它们不是意象或符号，而是弥漫在生命中的一种无所不在、却又不可触摸的抽象存在。

       2013年重出的典藏本《弃的故事》书套上，骆以军盖上了父亲留下的藏书印“素情自处”。骆以军说，重出这本类似“时光胶囊”的书，“像是父亲私秘给与我的祝福和镇魂之印。如何在这样荒凉暴乱人世，虽然疲惫且常惊慄惶惶，然作为我这一组故事的第一个被拔掉的字，到他过世之前，仍在被被弃的流浪中，从孩子，青年，终于成为老人，仍不改对那不辨何处遗失，遗失之前那文明全景的孺慕，对泥滩脚印般凌乱但至少此刻真实踩下的不虚无。不疯狂迷乱。不否定那遗弃之前，人该有的尊严和美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