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年轻的时候，看过一部电影，说的是一个法国小姑娘和一个中国男子在雾气蒸腾的亚热带发生的一场爱情，暗色调的画面，欲望涌动。

      这便是由杜拉斯名作《情人》所改编的同名电影。

      根据王小波的说法，《情人》这本书，是两个天才的完美结合：杜拉斯动人心魄的语言加上王道乾先生令人称绝的翻译，它们构成了人世间最美的文字，缺一不可。他骄傲地宣称，《情人》是他的“师承”。

      确实，《情人》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开头: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这个摄人心魄的开头，很容易让人想起另一个著名作家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的开头：“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下午。”

      在某个时间点打开记忆、开始漫长的倒叙，掀开老去的容颜，融掉过去的冰块，往事逐次浮现，在寻找旧事的路上孤独前行。两个杰出的作家，各自用令人震撼的语言做出了不谋而合的选择。

      比起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杜拉斯的描述来得更为扑朔迷离。

      杜拉斯笔下的这个小女孩常常让我想起我的青春期。那时候的我，极度自恋，行为古怪，反叛乖张，鄙视身边的每一个成年人，并且酷爱偷偷穿戴姐姐们的高跟鞋和帽子，对着镜子以及一切可以照得见人影的东西来个惊鸿一瞥。

      而书中的小姑娘碰到那个中国男子时，也正是穿着妈妈的衣服，戴一顶男式礼帽，以假模假式的漠然注视着身边流动的人群。

      对此,杜拉斯得意地写道：“这个形象，我是时常想到的，这个形象，只有我一个人能看到，这个形象，我却从来不曾说起。它就在那里，在无声无息之中，永远使人为之惊叹。在所有的形象之中，只有它让我感到自悦自喜，只有在它那里，我才认识自己，感到心醉神迷。”

      叛逆的女孩，逃离了寄宿学校的闷热和枯燥，搭上陌生男子的便车，藏在一个不为人知的房里，隔着百叶窗，听着小巷深处的叫卖和沸腾，在湄公河的陪伴下，纠缠着一份热腾腾的身体，激情澎湃、大汗淋漓，欲生欲死。

      可是又多么陌生啊！陌生的文化陌生的人，连呼吸都带着陌生的味道。对于他的家人来说，她不过是个“白人小娼妇”，对她而言，他只是一个木讷孱弱的富二代。不过是用钱交换青春、玩一场放纵的游戏罢了，即使是那个珠光宝气的新娘，也伤不了她半分。

      终究因了他的帮助，落难的小姑娘踏上了回国的旅程。星空下的印度洋，茫茫无边，带着丝丝冷意。小姑娘突然无比孤独，放声痛哭。

      或许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曾没心没肺地错失某人或某事，漫不经心，一身轻松。但多年后的某一刻，那些记忆深处的往事却突然跳出来，不堪回首，撕心裂肺。

      正所谓蓦然回首啊！

      老去的杜拉斯苍凉地感慨道：“太晚了，太晚了，在我这一生中，这未免来得太早，也过于匆匆。才十八岁，就已经是太迟了。在十八岁和二十五岁之间，我原来的面貌早已不知去向。我在十八岁的时候就变老了。” 

      杜拉斯的写作风格一向松散，文字生涩，故事性不强，容易让人产生阅读困境。但《情人》却是个例外, 它具备了相当完整的情节，故事连贯，叙事丰富，文字精美。王小波说，《情人》最精妙的地方，便是文字上和结构上的无可挑剔。它的任何段落皆可自由组合，且最后仍然会还原成一个如上的故事。我怀着好奇心试着随意排列了一下，竟然真有这样的感觉，于是深感神奇。《情人》甫一面世，便受到法国各阶层热捧，乃至于洛阳纸贵，看来绝非偶然。当然，王道乾先生漂亮的翻译使中文版《情人》更是锦上添花，让这样的情与人回味无穷。

      王小波是我最膜拜的作家之一，其文字出神入化，摄人心魄。他将一腔膜拜毫无保留地献给了《情人》，足见此书魅力。

      因为爱屋及乌，又因为曾经顽强的青春叛逆，于是《情人》于我，便欲罢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