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的击穿 / 腾威
“如果卡夫卡是女人；如果里尔克是巴西犹太女人但出生在乌克兰；如果兰波曾做母亲，并活过了五十岁；如果海德格尔能不再那么德国，且写作过“大地小说”。为什么我要提及这么多名字？为了定位她。这是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写作的氛围。在那里，这些最伟大的著作存活的地方，她起步；再往前些，哲学家们无法呼吸的地方，她继续，甚至走得更远，超越了一切知识。”这是埃莱娜?西苏为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描摹的画像。让我用西苏的方式调高一下这幅画像的清晰度——当葡萄牙语还被蔑称为“思想坟墓”，佩索阿的诗还只在小圈子传播，萨拉马戈也才初出茅庐；当巴西的民族文学还在探索道路，就连整个拉丁美洲也还没有迎来所谓的“文学爆炸”，甚至被加西亚·马尔克斯尊为导师的胡安·鲁尔福也还没有写出《佩德罗·巴拉莫》；年轻貌美的李斯佩克朵出版了她的处女作《濒于狂野之心》。而比她年长的多丽丝·莱辛的《野草在歌唱》手稿那是还在手提箱里没有面世。尽管这位“长得像玛琳·黛德丽写得像弗吉尼亚·沃尔夫的女人”（乔治·拉巴萨语）出道就被看好会成为“葡语最伟大的女作家”，她半个多世纪的写作实践也的确为她攒下了“卡夫卡之后最伟大的犹太作家”“巴西的乔伊斯”等极致美誉，但李斯佩克朵还是很“小众”，她从来没有成为bestseller。在美国，她的书累计销量没超过一万册；在中国，刚刚出版的《星辰时刻》是她第一部被译成中文的作品。这位生于上世纪20年代，逝于70年代的巴西女作家，至今仍然只是少数理论家与批评家的最爱。
爱她的人，不惜用各种大词儿阐释解码她的作品，四大关键词分别是“存在主义”“女性主义”“元小说”“离散文学”。事实上，这些概念揭示的远不及它们遮蔽的多。如果“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那恐怕伟大的小说家都多多少少是存在主义的。尽管，李斯佩克朵的小说的确“非/反小说”，情节淡化、大量独白、意识流、自反叙事、多重叙事者……但战后的小说家又有多少不谙熟这套现代主义的玩法？作为一个生于乌克兰却在两个月大就被带到巴西——穿越地球的长途迁徙——的犹太女人，“身份认同”的确也是再明显不过的切入点。德国批评家巩特尔?安德尔斯评价卡夫卡的话影响深远——“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最初确实是这样），他在犹太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操德语的人，他在捷克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波西米亚人，他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但李斯佩克朵没有卡夫卡的问题，虽然她的身份不比卡夫卡单纯，但认同问题并不困扰她。李斯佩克朵从来没觉得自己是乌克兰人，尽管她通晓英语法语，她们家里人都会讲意地绪语，但她只用葡语写作，只认为自己是巴西人。在随外交官丈夫旅欧多年之后，她还是带着孩子回到了里约，她不是diaspora。巴西并不是一个排犹主义横行的国家，她没觉得自己与别人不同，因此她的作品没有特别突出犹太元素。毫无疑问，女性一直是李斯佩克朵小说中的主人公，即使是最后一部《星辰时刻》表面上看罗德里格是主人公，但其实他只是叙事者之一，双重叙事者讲述的都是玛卡贝娅的故事。只写女人，是因为李斯佩克朵生为女人，而作为福楼拜的信徒，她坚信所有作品都在某种程度上是作者的自传。她不是先相信女性主义才写作的，她笔下的女性往往是“失败者”或“有问题的”的人，没有什么Wonderwoman，既不能拯救世界，也不能拯救自己。她反对别人称她为“女/女性/女性主义”作家，因为没有人在男作家前面加这些限定，她说“省着那些标签吧。我就是个作家”。
不过，李斯佩克朵的话也不可全信。她的研究者称她是“不可救药的说谎者。当她卸下一个面具的时候，你以为她要袒露真情，其实她袒露的不过是另一个面具。”李斯佩克朵不像多丽丝·莱辛那么积极行动，也不像爱丽丝·门罗那么闲散隐逸。她不太在公众面前露面，也不直接表达社会立场，接受一次记者采访却要求死后才能公开。但她同时是媒体的专栏作家，Chanel的拥趸，所有公布于众的照片都颇有时尚大片的感觉。我最爱的墨西哥编剧吉勒莫·阿里加说，“你不可能读李斯佩克朵而不爱上她”。但人们之所以爱她，不是爱她展现出来的美貌与才华，而是她尚未曝光的神秘。她自身充满的悖论，她文字充满的张力。“神秘”，在20世纪巴西最伟大的诗人安德拉德写给李斯佩克朵的诗句中重复出现了四次——
克拉丽丝
来自神秘
走向神秘。
我们依然无知于
其神秘的本质。
也许神秘并非本质
只是因为克拉丽丝穿行其中。
这位连自己出生年月都提供三个版本的女人，最擅长在作品中自我颠覆。她的故事常常没头没尾，她的人物总是莫名其妙，但无论她写的是哪里是谁，我们都觉得她在写她自己，在写我们每一个人。她的文字是如此有力量，有质感，读起来心如刀割，吞下去如鲠在喉，触摸着满手荆棘。“这件事以火的标记纹刻在活生生的肉里，每一个察觉到瘢痕的人都会惊恐地逃跑”。我从未读过任何其他描述“难忘”的句子比它更令人难忘。《星辰时刻》里的玛卡贝娅是一个除了李斯佩克朵没有人会去写，也没有人能写“活”的女人。她“就像一杯冷掉了咖啡”，“在慢镜头里生活！兔子在山岗上跳跃，这空当时她的世俗世界，这空当时她本性之中的空当。”她的生命那么清汤寡水，除了一场未获命名的“爱情”，一次突如其来的死亡，就所剩无几了。甚至死亡也不能给她带来但丁笔下的“群星闪耀”的时刻，那连悲剧都算不上，因为没有人会为她叹息垂泪。李斯佩克朵以一种举重若轻、自说自话，充满哲理，甚至还弥漫着幽默的语言写完了玛卡贝娅的故事。李斯佩克朵很少描写安第斯山、潘帕斯草原、热带雨林，因此一向被看作是外在于拉美甚至是巴西文学史的，谁又能说玛卡贝娅的典型性不及堂娜芭芭拉？后者也许只属于拉美，但玛卡贝娅却可以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无论男女。尽管我们可能跟这个来自巴西东北部在里约挣扎的穷苦女孩没有丁点相关性，但当我们读完，我们知道，这就是我们，这就是我们没有闪亮就已生锈的人生。批评家们没错，这是唯卡夫卡的文字才有的力量，但李斯佩克朵不仅仅是“女版”卡夫卡，因为比起卡夫卡的严谨德语，李斯佩克朵的葡语更加诗意。所以卡夫卡擅长戏仿公文报告，而李斯佩克朵擅长颠覆言情传奇。
然而，无论卡夫卡还是李斯佩克朵都不是后现代主义的游戏者，至少有一件事在他们的心目中是至高无上，是有意义的，那就是写作。“我写作，因为我在世间无事可做：我是多余的人，人之世界没有我的容身之所。我写作，因为我绝望，而且我累了，我再也忍受不了日复一日的我是我，倘若不是书写的新奇，每一日我都会象征性地死去。”对于我们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通过阅读，通过与作者对话，我们一起呐喊出对生命的恐惧与依恋。“每一天都是从死神那里偷得的”，所有的故事都有结局，“结局之后是寂静与飘落的雨”。
但写作，不是李斯佩克朵遁世逃逸的出口，她没有将自己囚禁于文字的牢笼中；相反，写作是她能对话世界的唯一窗口。“写作是一个行动”。《星辰时刻》是李斯佩克朵的最后一个行动，她以独一无二的优雅和诗意击穿了现实的本质，从此再没有童话，如果有，也只剩下鲜血淋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