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声响起来——从教五载小录 / 孙雪霞
上午接到教务办的电话：“孙老师，你开的课选修人数太多，已经超出最大教室的容纳数，你看能不能劝退一些学生？”不得不承认，同学们的支持，或者说捧场，给了我极大的信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我那小小的虚荣心。放下电话，回想刚上讲台青涩的我，心中实在有太多的感慨与想诉说的欲望。
记得小学二年级课本中将“教师、科学家、工人、农民”列为一页，形成我们最初的职业认知，当时语文老师问大家：“长大了想做什么呢？”我将这四项翻来覆去看了几遍，觉得就“教师”还算靠谱。上了中学，我入选当地的小记者团，常能在报纸上发些文章，当个记者也便成了整个中学阶段的职业理想。再后来就是读研期间，我的导师不只一次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作为女性，在高校里任教，是较能保持独立人格和思想自由的选择。”导师的话对我影响深远，因此从读研开始，“到高校任职”便是我执着的追求。
师范科班出身，但这并不影响起初我对自己执教能力的自信：也许不能慷慨激昂，但绝对能娓娓道来；也许不能振聋发聩，但努力亲切和蔼；也许不能标新立异，但力求循序渐进。无知者无畏，说的就是我当时的状态吧。师范技能的培训绝对不是自己想像的那么简单。
现在想想，如果当初我对自己不是信心满满，那么，面对突如其来的失败，我的受挫感也许就不会那么强烈。
挫败感首先来自我最早上的选修课：《先唐诗歌研究》。那是一间让我迄今难忘的阶梯教室，在里面我开始讲自以为准备充分的先唐诗歌。可是，讲着讲着，眼前一百来个学生青春的笑靥不知何时全体消失，更有学生拎着书包断然离去。兵临城下、人心涣散、嘈杂无序，最后竟是不知所云，恨不能当场自行了断。最可怕的是这种感觉并非只发生第一次课上，而是贯穿整个学期，《诗经·氓》、《楚辞·山鬼》、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这些篇目在很长一段时间几乎就是我的梦魇，我不能看不想看却又不得不看。前三周学生们有重新选课的自由，所以大量学生的流失成了必然，无处可转留下来的学生们，其耐性也是有限的，起初还偶尔有个别好学生发安慰奖似的与我眼光交流，后来干脆全体低着头忙自己的事儿。那时我刚好怀孕，身心俱疲的我很想重整旗鼓却有心无力，整个人焦虑极了。学期末的课堂教学评估，我毫无悬念成了整个教研室殿后之人。
对于那一届的学生，我的感情相当复杂。一方面我心存愧疚，原本可以很美好的一门课却被我讲得如此面目可憎，学生们毕业后对这门课的印象估计是微乎其微了。这是一名教师的失职，我真诚地检讨。但另一方面我总想每个人都可能是某一方面的新人，都可能面临这样那样的挑战，而作为新人的审视者，为什么就不能宽容一点？为什么非得很严苛地去要求一个满腔热忱的新人？（当年与我同时入职的教师，有几位就是因为课堂教学评估分数太低，迄今仍未取得评职称的资格，但她们对工作的热情和负责一如当年的我，只不过学生们一次又一次的低分评估，使得她们几乎丧失了继续前进的动力。每每想到这，我都唏嘘不已。）也许那些习惯于对老师评头论足的同学，非要等到大四实习，自己亲自去面对来自中学生的挑战时，才会明白自己当时对新老师实在有些苛求了。
面对这么沉重的打击（站不稳讲台就相当于你拿不下业务，在高校何以继续立足？所以我说这是个“沉重的打击”绝非虚言），我不禁怀疑起自己的职业选择，我不断叩问自己：“我适合当老师吗？我是不是入错行了？”所幸的是，我没有沉沦没有放弃，因为我碰到一位善解人意的教研室主任。“你不是偶像派，你只有凭自己的实力去扳回败局。我对你很有信心，你的课总有一天会爆棚。”这是陈一平老师在我最沮丧最无助的时候对我说的话。本质上我是一个悲观而自卑的人，如果那个时候某个领导再来批评我，我想我就很难翻身了。所以，对于这些在生命中适时出现的贵人，我怎能不心怀无限的感激呢？
第二年，我一边继续上课，一边频繁地往返于本部和大学城，积极旁听那些深受学生欢迎的老师的课，总结授课技巧，并及时运用到实践中。每周三个课时，我都要准备上万字的讲稿，力求对课堂上要讲的每一个字都心中有数。
渐渐的，我的课堂教学评估从70分到80分到90分，一路高歌。我的课堂也有了掌声，从最初同学们只在第一次课礼节性的鼓掌，到现在几乎每堂课都在同学们的掌声中结束，这个我原以为只属于陈一平老师这样的资深教授或者滕威老师那样的新锐教授的殊荣，没想到平凡的我也拥有了。记得有一次禁不住与好友说起这个细节，好友调侃说：“你这哪是走上讲坛，简直就是走上神坛嘛！”是的，每当掌声响起，心中那份欢喜和感恩，实非语言所能传递。
这学期，我上的是两门新课，特别是《先秦诗歌研究》这门选修课，我知道不少同学对它是有所期待的，正是为了不辜负这样的期待，我才早早就从老家返校备课，但是，我的努力能不能得到同学们的认可，心里真的非常忐忑。我能说的只有：我姑妄讲之，选课的同学姑妄听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