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方天地

“浩天”搬到了北京路的刘家巷了。这是浩叔第七次搬书店。
我也去帮他搬了。两点钟开始,十几个人在老店里拣拣拾拾一个下午,从文德路雇了两个推车,咕噜咕噜地推着几十箱书,穿过书坊街去到刘家巷,就安顿在那里了。
就像是一次大扫除,但更加像一次诀别,一次离去。只是这次离去带着的不舍,略显浓重。
我们一行人在那里装箱、封箱,浩叔在一旁递水递纸巾,终归因年老而不得已旁观。斜斜的阳光打下来,照着我们的汗水,和浩叔皱纹略多的脸庞。
挑拣的时候,翻出来好多奇妙的东西:有党史,有粮票,有凤凰电视台的采访录,有旧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西方哲学史》,竟然还有某一年广州美术学院和华南理工大学的通讯录。通讯录小小的,用过时的皮质外套套着,里面黄脆的纸张上印着陌生的名字。当时的主人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将这本东西送到来店里的呢?这些名字,带着往昔的记忆与怀念,积满灰尘,被遗忘在过去。
很大一股书的霉味,笼罩在小小的店铺里久久不散。人们在木质楼梯上爬上爬下,搬下来留声机和黑胶唱片,无数黑白胶卷。吱呀作响的楼梯,似乎也在向过去道别。不知道谁拨动了墙角那把尤克里里,声音清脆,洞穿午后的沉闷。
那么多大大小小的箱子装好,待到尘埃落定,也就宣布这家门店的历史完结。二十五年过去了,什么都如同飘散的灰尘般轻盈,什么都如同堆叠的纸张沉重。
浩叔挥挥手,推车就走了。大家都没有回头看,只有浩叔站在巷口看了好久好久。

上一次说到去“浩天”的经历很不好。但终归是第一印象,或许再去一次有所收获呢?我怀着这样的心情又坐上地铁。
路过老店时,旧址已经成了一家卖墨宝的店铺。巷门的“旧书店”标识显得有点落寞无奈。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也是万物变化的一个法则。

新店藏在一个院落围成的后院中,兴许是有个垃圾站在附近,并无太多人问津。所以巷口巷中都插着店里宣传的旗子。外面是北京路,街口游人如织,喧闹异常。内里却安静得有点幽深,只有鸟啼。木底红漆的店名牌匾挂在一扇铁门上,有如桃花源记的那个坑洞一样隐秘却具有吸引力。店门左边是一堆旧明信片,还有一个大书柜,上面摆满了老旧掉牙的港台言情小说。旁边的拖动立柜则是一堆连环画,老夫子和大番薯手拉手沐浴在午后的斜阳里。阳光透过细叶榕的阻挡来到地面上时已经变得零零散散,只剩一些光斑。言情小说的封面上,灰尘隐隐地反着光。空气中棉絮与小虫上下浮动,楼上的窗口传出咿咿呀呀的唱剧声,或许是收音机吧。
浩叔坐在他的藤椅上,看着挂在壁上的电视。还是那个小小的大砖头彩色电视,还是凤凰台耳边还是叽叽喳喳的台湾腔。这和文德六巷时没有丝毫变化。头上的那把小风扇呼呼地转动。

和上一家店的布局不同,这一次的店面大致是一个长方形。出去入口处外,周围的墙壁都被高耸的书柜占满,所有的书按照出版社、种类码得整整齐齐,放不下的就放在移动的立式小柜中。进门的右手边是文学书籍,诗选、文学名作尤多,大多是人民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我看到一本1978年的《家》,不多不少刚好四十年,硬木布纹封面,保存完好,背后用铅笔写着八十元。我惊叹于那本《家》的完好。浩叔告诉我,那是很关键的一本。还是用当年文革的人工热印刷,字体宽长扁矮,很有年代气息。纸略粗糙,但没有一点污痕,仿佛是躲过了那段无声历史的围剿,一直埋藏到现在的宝藏。左手边则是一些医药养生历史书籍,出版的年代较近,一片五颜六色。小柜子中则比较杂乱,多是一些不太出名的出版社出版名家的书籍,有王蒙的小说,有《平凡的世界》,里面竟然还有一套香港原版的《金瓶梅》。我看中了一本苏童的《婚姻即景》,1993年出版的,书身略弯,应该是常年阴暗受潮沾了一点水汽,不过问题不大,便转身掏钱结账。

进门对面的中间是那个浩叔自己设计的店徽,三角形构图,上面的浩天二字像火,下面黑白相间的书本打开。旁边的对联“浩海蕴知,天道酬勤”用玻璃裱着,上方那个不会动的挂钟永远指着六点。
高高的书柜顶上摆满了那些陶瓷雕塑,大多都已蒙上了一层薄尘。角落里,那台老立式相机高高地用三角架挂着,俯视着整个书店。灯光有些许黯淡,白炽灯与光管的光交相辉映。
抬头看,那些粮票,老旧的公园入场券,邮票、明信片都贴在头顶。黄旧的古朴颜色昏昏地,很有一种老广州迟暮却华丽的味道:人老却不服老,还是要把残余的年华展示出来。
下午的店面,空无一人。午后的瞌睡已走,傍晚的昏饿未至。我拉过一张小木椅,去听他讲故事。
整整二十五年,浩叔都在为书店奔波。1994年拿到营业牌照开始,他就一直与书为伴。更远更远,在1980年代,浩叔就已经在做走鬼档的生意,将书买进卖出,为着遥远的物质理想而疲于奔波。这最初就是生活所逼。

他和我说,文革的时候,周围都是乱的。“你想看的书没得看,你不想看的书拼命推给你看。文革时候印教材的纸不够了,那我们看什么教材呢?《毛主席语录》。”所以这十年中,浩叔一直都恍恍惚惚。“那段时间,整个世界都乱套了。”直到有一次他捣鼓收音机,无意间调错频道,听到一个口音完全不同的港粤电台,听到了一丝外面的世界,便改变了浩叔的人生。他从此对文化与书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在那个年代,获取到这些未曾听过的声音,“那只能是用‘震撼’二字形容。”所以,待到文革后,那股没有看到世界的懊悔,变成了传递梦想的脚步。“我觉得这也挺改革创新的。”浩叔笑着说道。
“被人拉过进派出所的哦!说我是投机分子!蹲过监仓……报纸上面还有写我的!”浩叔递给我一张2011年的《南方都市报》,一半的版面都是在说他的“伟大事迹”。“做这行很危险啊!又不赚钱!”浩叔笑着,“但是我都做了二十五年囖,离我自己的三十年目标还有五年,这里新地又有好多年租约,可以一直做下去的。”

我看了看报纸,上面说浩叔私自印书,在那个时代算是重罪了。“我自己写,自己卖!很快卖光了,印都来不及印。到第三本还没卖完之后就被抓囖,进去蹲监吃牢饭……”一阵讪笑,略带一阵悲壮气息。
“做满三十年后想着干嘛呢?还会继续做吗?”我追问。之前有着不好回忆,那么以后会怎么做呢?
“做完三十年之后就有另外一个梦想囖。不过这个之后再算吧。”浩叔拿起茶杯,喝了一口浓茶说。
“我现在很舒心。很多人会来看我的店,摸摸看看拍拍照,还会有其他外国的游客过来。他们有时候会告诉我,为什么来广州,就是因为我在这里,我的店在这里,日本、韩国、美国都有人过来看我。他们说,要不是没有这家店,他们是不会来的。这家店不仅广州人知,不只中国人知,世界上也有人知,那真的太好了。”

这不是凭空说话的。在聊的时候,有两个小哥扛着大大小小的摄影器材进来,浩叔也没有太过惊讶,得知对方是补拍电视节目场景的便放任其拍摄。这时我回过头,才发现原本略显空荡的店面竟然进来了几位顾客,大家都没有出声,只是一直倚着书柜在听浩叔讲故事,静静地去听关于一段与书有关的人生的故事。
浩叔说,那个永远不动的时钟指着的六点,是清晨迎接朝阳的六点。
“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是傍晚的六点!就是因为觉得旧书店,或者说你们说的独立书店已经不行了,没有发展期路了,只能留住傍晚。但是他们都不知道这是晨曦。”浩叔很激动地和我解释。
“我以前就住在文德路。那段时候,广州还没有发展起来,天空都是繁星,一缕一缕地,闪着光。我家只有三层高,但上了阳台,就能看见整一个广州。绵延的灯光,像一条大河,流向远方。”“我那时候经常在阳台荡着,看着那么多年前的广州,如同看着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现在看不见广州了,都是高楼大厦,天上只有飞机。”“所以我就在这里,留下广州应该有的东西,应该有的书,应该有的文化。”听着一个老广的讲述,无人应答,却都在想象那个未曾见过的,满天星光的广州。
“我因为历史原因,没读过很多书。但是,我希望以后的人不要像我这样,读不了书。所以我开书店,一边去记录我的时代的书,一边去准备记录你们的时代的书。让时代去看一下,久远的之前,发生过什么故事。”浩叔用他那股腔正字圆,略显沙哑的粤语说道,话语中透着一股平淡宁静。他眼镜后的目光看着门外渐暗的天空,路灯微微闪烁,北京路的吵闹渐响,炒菜的油香开始弥漫,勺子与铁锅的撞击声徘徊耳旁,入夜的广州,多了一份喧哗。浩天仿若隔绝了这欢乐又现代的广州,独独留在了时间的夹缝中,等着不经意路过的探险者一个惊喜,重现那碎片般微小但辉煌的岁月。
浩叔送我出门,我挥挥手,想着隔一段时间再来。始终是那股好听而且带有岁月气息的粤语,令我久久不能忘怀。走出巷口,我又转身掏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浩天定格在画面的中央,光线略暗,门缝中透出一股亮光,一如一方狭小但温暖的港湾,给人怀念与安心,藏在角落,等着下次再访。

后记:
在路过浩天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一家专门售卖连环画的书店,可惜店主没有开门。这是一位书友介绍的,专门售卖和收购俗称“小人书”的连环画。浩叔恰好在整理广州图书业的发展历史,以下引用自浩叔的资料:
1925年广州世界书局率先出版出第一套连环画册,并在书页上明明白白地写上“连环图画是世界书局所首创”。“连环图画”一名也同时问世了。它将以文字为主的上图下文的回回图,改变为以画为的下图上文的连环画;将图解式的文学,变为用文字说明的小画本。就这样,连环画直接地从回回图蜕变出来,独立于世。这开天辟地的第一套连环图共包括六种,都取材于中国古典名著。有《三国志》《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榜》《岳传》和《红楼梦》,绘画作者陈丹旭是中国连环画史上的第一位画家。画面采用国画笔法,绘制十分精美。从此连环画一炮打响,遍地开花。连环画在广州同样大行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