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4日，基于301调查报告结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公布将于2018年7月6日开始加征25%关税的1333种、总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清单。当天，中国迅速予以回击，宣布对106种、总值5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增25%的关税，其中包括大豆和波音飞机。4月5日，中国就关税摩擦，向美国提出WTO磋商请求，正式启动WTO争端解决程序。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宣布对中国中兴通讯进行严厉制裁。4月18日，美国表示同意就加征关税措施，与中国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下进行磋商。2018年5月上旬与中旬，中、美就关税及经贸摩擦问题进行二次合谈，曾取得一定成果。但第二次合谈结束后不久，即5月29日，美国白宫发表声明称，将在6月15日公布限制对华贸易的具体措施。中国商务部立即指出，这一声明显然有悖于不久前中美双方两次合谈达成的协议共识。5月30日，中美进行第三次谈判。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结束两天的讨论后，没有发表联合声明。新华社在其简短声明中表示，中美双方取得具体的进展，但新华社也警告称，如果美方出台包括加征关税在内的贸易制裁措施，双方谈判达成的所有经贸成果将不会生效。经过三轮会谈之后，中美贸易战出现一度缓和的迹象，但好景不长，美国再一次地出尔反尔了。
       2018年6月15日，美国政府宣布将于7月6日执行对4月4日清单上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25%关税的决定。当天，中国商务部予以回击，宣布对美出台“同样规模、同等力度”征税措施，双方此前磋商达成的所有经贸成果同时失效。6月16日，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659项约5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中、美贸易战无可避免地发生了。6月18日，特朗普又威胁将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并威胁如果中国继续反击，美国将再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追加额外关税。6月19日，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就此发表声明，声明如果美方丧失理性、出台清单，中方将不得不采取“数量型与质量型相结合”综合措施，做出强有力的反制。
       2018年9月18日，美国政府宣布将于9月24日起对约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税率为10%，并将在2019年1月1日起上升至25%，还声称，如果中国针对美国农民或其他行业采取报复措施，美国将会立即启动“第三阶段”，对约267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予以反击，对自美国进口的价值60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5%-25%不等关税。2018年9月25日，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傅自应表示，对于贸易战，中国不愿打，但也不怕打，中方对美方谈判的大门一直敞开，但谈判必须以相互尊重、相互平等和言而有信、言行一致为前提，不能以牺牲中国的发展权为代价。
       2018年12月1日（阿根廷时间），中美两国元首借参加G20峰会之机，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若斯爱丽斯举行会晤，气氛友好，中美双方表示将展开谈判，缓解贸易紧张局势。随后美国政府表示将推迟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计划，美中双方将就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业和农业等议题展开为期90天的谈判。美国政府表示，若谈判失败，美国将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的关税由当前10%提高至25%。美国原计划从2019年1月1日起将关税提高至该水平。
       美国主要以美中货物贸易逆差为借口，2018年公然向中国挑起贸易战，却刻意回避此逆差具有客观必然性的事实。
       一、美中货物贸易逆差具有客观必然性
      （一）首先，美国国民长期低储蓄，导致美国贸易逆差的客观必然性。
      根据经济学原理,储蓄、投资与进、出口贸易之间，存在如下均衡关系，储蓄（S）- 投资（I）= 进口（M）- 出口（E）。美国国民习惯高消费、低储蓄，所以美国国民经济中储蓄与投资之间存在缺口，依据上述均衡公式，贸易逆差必然会存在。据统计，美国不仅仅对中国，对100多个国家，都存在贸易逆差。因此，美国国民长期低储蓄，导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生成的必然性。
      （二）其次，美中货物贸易逆差，是中、美两国依据各自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后出现的客观必然结果。
       各国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都需遵循产业结构演进一般规律，以循序渐进方式依次发展。美国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经完成工业化，进入后工业社会即服务经济社会时期，而中国在本世纪初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由工业化中期逐步发展进入工业化后期。产业发展阶段不同，造就中、美两国不同比较优势产业，从而生成现阶段的国际分工与贸易格局：美国的比较优势产业是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及现代农业，国际贸易中提供高端装备制成品、服务及农产品；中国的比较优势产业是中低端加工组装型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国际贸易中提供中低端工业资本品与大众消费品。不同于高端装备制成品及服务，大众消费品属易耗常规用品，在货物贸易中需要多频次地大量进口，所以货物贸易中，中国占据优势，美国处于劣势、出现逆差，是国际分工导致的客观必然结果。美国总是片面强调其货物贸易逆差，而对美中服务贸易顺差只字不提。事实上，2017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较之2007年，扩大30倍至402亿美元。目前，美国是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最大来源国，占中国服务贸易总逆差的20%，中国对美服务贸易逆差主要集中在旅行、运输和知识产权使用费三个领域。
      （三）再次，美元在世界货币中的霸主地位，导致美国对全世界征收铸币税，美国名义货物贸易逆差，实质占尽便宜。
       美元在世界货币中居于霸主地位，是世界经济通行的流通手段与支付手段，全球大宗商品贸易主要是用美元结算的，这意味着美国在对全世界征收铸币税：美联储印制一百美元钞票，成本只需要几美分，而其它国家要获得这一百美元，却需要通过贸易实实在在地向美国交付价值一百美元的商品或服务。用股神巴菲特话说，美国靠印制几张纸（美元），就能轻松获得所需的诸多资源（商品与服务），对美国来说，又有何不好呢？此外，美国不会担心因货币财政性发行（为弥补财政赤字而滥发行货币）而引发恶性通胀，也是因为美元是世界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全球多数国家都会把美元和美国国债作为本国主要的国际储备资产，都想通过国际贸易中获取更多美元以增强本国国际储备尤其是外汇储备的实力，从而确保本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及本国的金融安全。综上所述，美国通过向全球输出美元，一方面借助国际贸易轻松获取其所需的诸多商品（导致其名义上的货物贸易赤字），另一方面可将因美元及美债滥发行而可能引发美国国内通胀压力输解出去，由全世界来买单，实质占尽诸多便宜。
       二、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
       毫无疑问，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造成非常不利影响，主要体现为以下方面。
      （一）首先，中国股市与汇市遭受较大打击。
       受贸易战可能愈演愈烈等不利因素影响，上证指数从2018年年初最高点3587点（1月29日）一路下滑，跌至2018年10月19日的2449点（2018年前10个月的最低点位），跌幅高达32%，不仅将2016年初至2018年初两年来累积的涨幅全部抹去，还创出2016年1月以来的新低（2016年1月的低点是2638点），中国股市可谓损失惨重！汇市虽没有股市惨重，但人民币汇率从2018年年初高点6.31跌至2018年10月末的6.96,跌幅超过10%。股市、汇市双杀，充分反映美中贸易战背景下，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增长不确定性的担忧。
      （二）其次，如美中贸易战愈演愈烈，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受到较大冲击，需要运用底线思维做好相关应对。
      国家统计局前局长邱晓华及其研究团队估测，美中贸易战开打后的6—12个月，中国经济增长率或会下滑至6%左右，遭受较大冲击。该团队认为，若贸易环境恶化成为中期现实，美国对华全部5000亿进口商品开征关税，将使得中国经济增长受到不可忽视的打击，很可能面临经济增长滞缓与大宗商品通胀双重压力，陷入类滞涨困境，中国需要运用底线思维做好相关应对。
      （三）再次，对外贸、外资、消费、就业、物价等变量的不利影响。
       邱晓华及其研究团队估测，据中美贸易战全面开打，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30—40%关税，至少导致中美贸易量下降50%—60%，这将对数以万计外贸出口中小企业造成很不利的影响，预计不利影响仅次于2007—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外贸出口的影响。就外资而言，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止2017年，美国累计在华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约6.8万家，实际投资额超过830亿美元，美国成为中国重要的外资来源地。特朗普执政以来，执行“美国优先”及逆全球化战略，无视经济常识与客观规律，强烈要求苹果公司等美国跨国公司，将设在海外的制造部门迁回美国本土。加之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人民币汇率贬值等因素影响，如不采取干预措施，预计美国对华投资及外国对华投资将不同程度下降。于就业而言，据奥肯定律，经济增长率与就业率成正相关关系。李克强总理曾指出，目前中国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大概能拉动130—150万人就业。如果贸易战愈演愈烈，如前估计，美中贸易战开打后的6—12个月，中国经济增长率由或会下滑至6%附近，而2017年中国GDP增长率是6.9%,意味着届时失业人数将比2017年至少增加110万。经济增速明显下滑、新增百万失业人口，加之股市下滑导致财富效应消失殆尽，于消费这个变量而言，均是不利因素，预计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亦会减弱。就物价而言，一方面，贸易战引发进口商品关税增加而导致进口商品价格飙升，另一方面，人民币汇率下跌叠加货币政策从保持流动性 “合理稳定”至“合理充裕”转变，引发本币对外贬值可能导致其对内贬值预期。此外，国际大宗商品如石油价格上涨，亦可能引发输入性通胀。综合考虑上述因素，贸易战开打后的6—12月，CPI将由近两年的2%，逐步攀升至3%。就业下滑、物价上涨，对中国老百姓均是不利因素，需要做好应对经济严冬的准备。
       三、中国的应对之策
      （一）首先，管控好分歧与冲突，本着有理、有利、有节原则，与美国展开对话与谈判，争取将经贸摩擦的损失降到最低点。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把中国定位为头号竞争对手的同时，也表示“竞争并不总是意味着敌对，也不一定会导致冲突，在竞争中取得成功是避免冲突的最佳途径”。因此，保持清醒认识，管控好经贸分歧与矛盾，不要将分歧与矛盾扩大化、剧烈化，显得尤为重要。
       鉴于上述分析，本着有理、有利、有节原则，应与美国展开对话与谈判，争取将经贸摩擦的损失降到最低点。
       有理。
       通过政府、学术界、行业商会等多层面对话及舆论宣传，让美方及全世界了解，美中贸易逆差具有客观必然性与内生性，美、中虽然货物贸易逆差，但服务贸易却是明显顺差，这是中、美两国依据各自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后出现的客观必然结果，无可指责！此外，美国不应该脱离世贸组织的互惠互利原则来谈论所谓的“公平贸易”。近年来，美国强调美国优先，强调基于“对等原则”的所谓“公平贸易”，即要求各国在每个具体产品的关税水平与每个行业的市场准入上都与美国完全一致，寻求绝对对等，这与世贸组织互惠互利原则并不一致，后者充分考虑各国发展阶段的差别。世贸组织构架下，发展中国家享有差别与更优惠待遇，这种安排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增强多边体制的包容性，也体现了以以当期优惠换取后期开放的互惠原则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需要对产业适度保护以促进良性发展，其市场经济规模发展扩大后，也将为发达国家带来更多的市场机会，因此此种制度安排符合包括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内的全世界各国的长期利益，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公平。世贸组织所提倡的互惠互利原则，是各国就所有产业开放市场实现总体互惠和利益均衡，并非狭义局限于每个产业或每个产品承诺水平的绝对对等。
       有利。
       通过政府、学术界、行业商会等多层面对话及舆论宣传，告知美方作为尽享经济全球化红利的世界第一、二大经济体，美、中两国经济早已高度融合，经济层面两国一定程度休戚与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美国向中国发起贸易战，最终结果很有可能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最终较深地损害美国自身利益，如提高美国制造业成本引起裁员失业、提高美国物价而使老百姓福利受损、引起反制影响美国出口及其经济增长等等。中美两国只有竞争同时一如既往地展开长期合作，才能实现长期共赢互利，近四十年来，中美经贸领域长期合作所取得丰硕成果、给双方带来的巨大利益，就是最好的证明。
       有节。
       一方面，中国坚定维护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对于贸易战，中国“不愿打、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而且还可借助“威慑平衡”策略，防止美中经贸冲突恶化升级。另一方面，对于中美经贸摩擦中出现的问题与争议，中国愿意采取积极合作态度，通过双边磋商或诉诸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解决分歧与争议。在平等互利前提下，中国愿意与美国重启双边投资协定谈判，适时启动双边自贸协定谈判。
       （二）其次，大力挖掘各层面的内需潜能，缓冲经济增速下滑，引导并管理好民众预期。
       因贸易战因素出口受阻影响经济增长，因而需要转向内需，大力挖掘各层面的内需潜能，以激发投资为重点，叠加激发消费，以缓冲经济增速下滑。投资涉及基建投资、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投资等方面，因要稳定房价、房产投资不宜刺激，但基建投资与固定资产投资仍有潜能可挖，尤其是基建投资。为维稳经济增速，央行货币政策流动性由“合理稳定”转为“合理充裕”，2018年年初以来已四次定向降准，向市场释放大量流动性，允许商业银行分支机构购买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地方政府得以筹措从事基建投资的资金。大城市基建投资侧重于基础配套设施建设、现代产业集群基地建设；县级市基建投资侧重于建设“以产促城、以城带产、产城融合” 的产业新城（新型城镇化）模式；农村基建，亦大有可为，依据乡村振兴战略，未来几年农村很有可能将成为基建重点，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相配合，同时推进农村水利、交通、能源、信息等多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相信多层面的基建投资建设，能有效缓冲因出口带来的经济增速下滑。此外，固定资产投资方面，要同时调动央企、国企与民企的积极性，尤其是民企的积极性，应赋予民企与国企同等待遇，降低费税并提供优惠利率贷款，帮助民企渡过难关，逐渐恢复信心，随经济景气周期逐渐恢复，渐进扩大固定资产投资。扩大内需，除倚重投资外，还需依靠消费。提高居民个人所得税缴税税基，进行赡老、育儿、供楼、房租、教育等费用方面的抵扣，减轻工薪阶层居民个人纳税负担，促进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可一定程度刺激消费。发展能提高居民生活水准与身心素质的生活服务业，如家政服务、养生保健、美容健身、社群社交读书会等等，通过消费性服务的供给创新引导服务性消费。通过舆论宣传，赋予民众及企业信心，引导并管理好预期，虽然因美中贸易战导致经济增速下滑，但整体出口依赖程度不过19%，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需、有较大回旋余地，只要大力挖掘各层面的内需潜能，定能缓冲贸易战带来的经济增速下滑。
       （三）最后，坚持对内深化改革，对外扩大开放，并坚信“改革开放天地宽”。
       对内深化改革，政府一定要减政、放权，一定程度地裁减冗余部门及人员，尽可能减少政府在微观管理事务和具体审批事项方面的职能，最大程度地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最大程度地减少政府对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深化国企改革，以“竞争中性”的原则对待国企，赋予民企平等竞争地位，建设透明、高效、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确认的竞争中性内涵包括:企业经营形式、成本确认、商业回报率、公共服务义务、税收中性、监管中性、债务中性与补贴约束、政府采购等几方面标准。今后，对待国企，需要考虑上述原则内容，国企、民企一视同仁，创造透明、高效、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对小、微民企，还需额外降低费与税，减轻其负担，对于民企融资难问题，也需要花大力气予以缓解，一方面鼓励商业银行破除隐性壁垒、向民企发放贷款，另一方面创设条件，鼓励民企进行债权融资与股权融资。同时完善产权立法，坚定保护民营企业家的合法权益。此外，继续深化供给侧改革，出清市场，坚决清除僵尸企业，优胜劣汰，迫使企业补足短板、变革创新、降低成本、提高能效。
       对外扩大开放，实行高水平贸易自由化政策，进一步降低关税总水平，与更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实现合作共赢。同时，实现高水平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放宽市场准入，扩大电信、金融、教育、医疗、文化等服务领域对外开放，特别是教育、医疗等领域进一步地放宽外资持股比例。创造更优越的营商环境，譬如实现外资企业商务备案与工商登记的“一口办理”制度，外资企业登录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网站的“单一窗口”、在线填写“单一表格”，可以同时办理商务备案与工商登记，整个过程实现“无纸化”、“零见面”、“零收费”。同时，坚定保护外商在华合法权益。唯有创造更有竞争力、更高效、更公平的投资环境，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方能实现中国与其合作国家的互利共赢。
       改革开放是中国基本国策，是中国经济长远增长与发展的根基，这一国策曾经让中国创造了近四十年的辉煌成就，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必能能使中国渡过目前困境，迈入更广阔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