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自1984年问世以来，仅凭这个开头，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情人》，不知击中全世界多少即将迟暮或已迟暮的女人心，——当然，它还直接定义了一些小说家对现代小说的看法，中国当代男小说家王小波，即被开头第一句话“我已经老了”彻底捕获，深感“无限沧桑尽在其中。”而我相信，如我之流的女性读者，第一反应大概不会立刻陷入“无限沧桑”的氛围，也不会马上获得小说家的内行领悟，倒很有可能浮想联翩：当我年老，青春不再，会出现那样一个暖心的男人吗？毕竟，不同于内行看门道的小说家，一般读者看到的核心关键词是：备受摧残的面容。一个年华老去的女人，在男人眼里却比年轻时更美，这个形象，不仅令作者杜拉斯“感到心醉神迷”，肯定也令无数杜拉斯的同性读者心醉神迷；——女人的美，或者说人的美，往往需要通过一定程度的被凝视才能获得确认。

这话若出自喜欢女人的男作家之口，在当下语境中，估计颇能激发一些野生女权主义者的键盘战斗欲望；身为喜欢男人的女作家，杜拉斯所言，如按女性主义的观点来看，大概也难逃物化女性的嫌疑。不幸的是，在杜拉斯之前，早有现代男小说家清醒地指出人类认知的悖谬：以貌取人竟是人类视为理所当然的正义。

人的本质，取决于外表，还是取决于灵魂？灵魂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外表与灵魂的相关程度如何衡量？这是古老的问题，应该也是每个人在人生某个阶段难免悄咪咪扪心自问的困惑。

一辈子未能摆脱外貌焦虑的英国毒舌作家萨默斯特·毛姆，在七十岁高龄时仍执着于这问题：“身体的偶发事故会影响灵魂的‘体质’，我觉得这一想法会令很多人却步。但我本人对此笃信不疑。如果我不结巴或者能高上四五英寸，我的灵魂将颇为不同。”他深信，如果他的外貌是另一副样子，“我那些同伴对我的反应也就会不同，因之，我的性情、我对他们的态度也会两样。”其时他已走过大半个地球，靠自己的写作实现财富自由，拥有世俗意义的丰沛名利；而这个七十岁的老男人，还汲汲于外貌与灵魂的神秘关联，未能挣脱皮相的牢笼。

毛姆如此，每个社会人，大概也都如此，区别只在于程度深浅和敢不敢承认而已。然而，无论我们承认与否，个人自我形象的构建，总关联着一个或隐或现的他者，他人即镜子，无论男女，都无法彻底打碎这面他人之镜。尤其在遭遇“身体的偶发事故”时，他人之镜的魔力，甚至可以达到压迫性以至毁灭性的结果。

美国学者苏珊·桑塔格患了乳腺癌后积极寻求治疗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令她震惊的问题，对癌症病人而言，最大的痛苦和恐惧常常不是来自疾病本身，而是来自得病后他人的偏见和歧视，一旦你得了绝症，在那些暂时健康着的人眼里就成了异类。她由此写下了著名的长文《疾病的隐喻》，揭示人类关于身体的偏见是如何炼成的，文学在其中竟然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人类的身体，从来不是一种客观的物理性存在，而是包含形形色色的主观隐喻。文学发现了这一奥秘，并利用着这一奥秘，一切“身体的偶发事故”，太适合于探讨人类自我认知的复杂幽暗了。

“一天清晨，格雷戈尔·萨姆沙从一串不安的梦中醒来时，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硕大的虫子。”

卡夫卡以如此简单平常的句子，开始叙述一个身体变形的重大事故，不带任何感情，自然产生不了任何杜拉斯式的沧桑感，他所要走的是另一条路。

与肉眼不可见的癌症细胞相比，一个人突然变成一只虫子，这得算是性质极其恐怖的身体偶发事故了。令人惊讶的是，变成虫子的格雷戈尔本人一点都不惊讶，确认了是在自己的房间后，他打算“再继续睡一会”，没发出任何惊慌的尖叫和恐惧的求救，平静得仿佛他生来就是一只虫子的外形；他作为人的自我意识并未因此受到任何影响。可怜的读者，很快就要从惊讶而沦入困惑了：那么，格雷戈尔是一只虫，还是一个人？当然，这个问题首先砸向格雷戈尔的家人，悬在他的父母和妹妹头顶之上，发出无声的拷问，接着波及他周边相关的有限几个旁人。旁人的反应没有任何悬念，完全遵守所见即所是的原则，他们看到的是一只大甲虫，而不是一个人；家人则陷于疑惑不安。

作为一家人唯一的经济支柱，格雷戈尔无比厌恶旅行推销员这个“多么累人的职业”，但为了替父母还债，为了让他深爱的家人过上安稳的生活，他不得不“日复一日奔波于旅途之中”，发现自己变成一只无法翻身的大甲虫后，他还担心：“我的火车五点就要开了。”迟到的后果很严重，对此，他的家人和他一样清楚，当他还在床上时，他的三个家人分别从通往他房间的三个门敲门喊他——他的房间有三个门！这个空间状况，触目惊心，直接从视觉上呈现了家人与他的关系，纳博科夫在他的《文学讲稿》中画出了萨姆沙公寓的布局草图，断定“格里戈尔的家庭成员都是附在他身上的寄生虫，剥削他，从里到外蛀食他。”同为小说家，纳博科夫深谙《变形记》空间叙事的功能，由此抻出小说的主题：究竟谁是虫？谁是人？

发现格雷戈尔的外形变成虫子后，母亲“晕倒在地”，“父亲充满敌意地握紧拳头”，妹妹怀着紧张忐忑的心情开始照顾他的饮食。变成甲虫的格雷戈尔不仅失去了人的形体，还失去了人的语言、人的饮食习惯，人的行动能力， 再不能出门为家人奔波挣钱了。他们不得不改变原来的寄生生活，开始独立谋生，经过一段时间的惶惑，他们确认格雷戈尔已是虫子。最后由格雷戈尔心爱的妹妹在一个夜晚做出宣判：得设法弄走这怪物，人和这样一只动物是不可能共同生活的。悬在家人头上的那把剑，准确落在格雷戈尔头上。身体状况已多灾多难的他，始终没有失去人的意识和情感，被家人宣判为怪物、动物之后，他一心想赶快爬回自己的房间，在黑暗中，“他满怀感动和爱意地回想着家人。他认为自己该消失，这想法很可能比妹妹还坚决。”当钟楼的钟敲响三下，格雷戈尔在“茫然而平静的沉思之中……无力地呼出最后一口气。”

直到临死前的最后一刻，格雷戈尔都不曾怀疑自己是格雷戈尔，是个人，可他清清楚楚听见妹妹对父亲说：“你只要设法不去想它是格雷戈尔，我们一直相信它是，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不幸。” 家人决定摆脱他们的不幸，这铸定了格雷戈尔真正的不幸，如家人所愿，格雷戈尔死掉了。小说的噩梦气氛至此达到顶点，死去的究竟是名为格雷戈尔的一个人，还是一只没有名字的怪物？在家人眼里，死去的是“它”，是一个不能与人类共存的“怪物”；文本的人称指认却始终是“格雷戈尔”、“他”。卡夫卡的答案如此分明：死去的是一个人，而非一只虫子、一个它。他死于家人的非人指认，最亲近的人，是最清晰的他人之镜，能呈现最彻底的绝望——它是不可承受的生命之重，彻底碾碎了格雷戈尔作为人的信念。

卡夫卡的小说，按米兰·昆德拉的说法，探寻的是人存在的本质。那么问题来了：人如何确认自身存在的本质？

卡夫卡所要讲述的不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故事，而是一个荒诞而恐怖的启示，细思极恐的那种。

小说开头，格雷戈尔发现自己变成一只甲壳虫，没感到惶恐，因为他仍以人自我意识，而他的硬甲不过是他“在背叛、冷酷和肮脏的现实中寻求保护的迫切需求”。当一个人的外表与自己的内心需求自洽时，人不会对自己的外表感到不满或惊讶。格雷戈尔对自己的虫子外表安之若素，直到迎来妹妹对他的决定性判决，宣告他坚硬甲壳的保护功能彻底失效，他毫不犹豫做出了与《判决》的主人公格奥尔格同样的决定：怀着对家人无言的爱，如家人所愿结束自己的生命。

格雷戈尔死后，小说明确交代了季节：“现在已是三月了”。格雷戈尔的父亲赶走了家里的三个房客，一家三人决定坐电车去郊区玩。（纳博科夫注意到了三这个数字在小说中的“技术意义”，指出“那是三月底，正是昆虫从冬眠中醒来开始活动的时候。”）小说结束于：“电车到达目的地时，他们的女儿第一个站起来，伸伸她年轻的身体。在他们眼中，这恰是对他们新的梦想和良好心愿的一种肯定。”纳博科夫认为这结尾“就其讽刺性的简洁来说是最精彩的。”原因在于：“格雷戈尔是在虫的外壳掩盖下的人，他的家庭成员则是装扮成人的虫。格雷戈尔一死，他们虫的灵魂突然意识到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地享受生活了。”

小说家纳博科夫眼里看到的是精彩的讽刺，而经他提点，从“伸伸她年轻的身体”这一动作和三月这个时节，我感到的是凛冽的恐惧：那动作是一条刚从土里钻出来的虫子呐！她父母看她是个人，周围人看她当然也是个人。每个人都活在他人眼里，可人的灵魂能被他人真正看见么？

卡夫卡把问题和恐惧一并留给了读者：人存在的本质是孤独无依么？如果没有一个哪怕是不可靠的支点，人何以承受这巨大的孤独？

一个人能与人无涉、彻底独立地举起自己的灵魂吗，就像试图抓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那样？

“我是谁？”与他人眼里的“我”，重重叠叠，相互缠绕，彼此渗透，卡夫卡穿越重重幻影，找到了世界的坚硬冷漠和个人的孤独脆弱，多么令人绝望！

而鲁迅会引他所欣赏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句：“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同！”声明“倘使我还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这‘虚妄’中，我就还要寻求那逝去的悲凉漂渺的青春，但不妨在我的身外。”而“身外”即是“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洞察了虚妄之实有，大概也就获得了承受孤独的支点，无论心怀什么样的利器，人终究要活在人间，看人，被人看，走着瞧又何妨。

参考书目：

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王道乾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

萨默斯特·毛姆《作家笔记》，陈德志, 陈星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

卡夫卡《卡夫卡文集 中短篇小说》，谢莹莹等 译，作家出版社，2011年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文学讲稿》，申慧辉等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

鲁迅《野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