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身体与其精神活动之间存在着复杂关系，而个体心灵与肉体之间的关系为世人关注。从19世纪末至今，当对科学的忠诚推动医学专业技术发展和文化成功的同时，在另一个方面也威胁着医学中对于职业精神、医学艺术和文化凝聚来说至关重要的人文价值。社会的发展消除了人的社会性、生活感性以及不受教规约束的哲学感悟性，这个世界也因此成为了理性分析与科学综合为主流的知识世界，科学方法是这一世界发展的最后成果。而建立在知识论医学观基础上的医学，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造成了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过程过度物理和机械化，导致“身心二分”。在这样的前提下，个体身体为对象的身体, 而不是本己的身体。医学研究者认为历史作为人性化力量这一观念几乎总是谈论得不足，此即对所感知的生物医学、医疗机构和医学职业精神缺陷的响应。

1899年，被后世称之为“发现中国内在世界的马克·波罗”与“伟大的德意志中国人”的德国人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作为一名神学家和传教士来到了中国并受传统中国文化的多年洗礼，当离开中国时，卫礼贤最终自觉成为了儒家信徒。在他看来，以《易经》为代表的古老的中国智慧对当时的西方世界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1924年，卫礼贤在德国完成了《易经》等多部中国典籍德文版翻译并出版发行，这些译本后来被转译成英语、法语、荷兰语等多国语言，并在西方世界广为流传。来自传统中国的《易经》至此再次成为当时的西方学者瞩目的研究对象，这些学者亦希望古老的《易经》智慧能够为“没落的西方”注入新的生机。

瑞士心理学家，分析心理学派的创始人荣格（Carl G Jung，1875—1961）是欧洲最早认识并欣赏东方心理学本质及其价值的现代心理学家。在荣格看来，心理学中“心灵”意味着肉体和精神，而西方人为了获得对生命的理解，将生命分为肉体和精神两部分。荣格不断提到心灵（Psyche）的探讨必定会成为未来一门重要的科学，“因为世界发展的趋势显示，人类最大的敌人不在于饥荒、地震、病菌或癌症，而是在于人类本身，因为，就目前而言，我们仍然没有任何适当的方法，来防止远比自然灾害更危险的人类心灵疾病的蔓延。” 

作为促进了东西方相互观看与理解的世界公民卫礼贤看来，中国文化是一种植根于自然性冲动的直接生命延续的文化，为美化自然的文化。天人合一为传统中国审美方式，主客体之间发生交感，个体重视心理情感，并以主体的情感意识为观看的主要内容。卫礼贤在其《中国的生活智慧》一书中提出意义和实在的关系不能在原因和结果的范畴下理解之观点，荣格对此进一步阐释为“无形显然是意义或者目的，因为它不会出现在感觉世界，却又是感觉世界的组织者，所以人们只能将之称为无形……”。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中心，所关心的为“人生的意义问题，并不是解决自然界的存在及如何认识自然界的问题”。

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医药文化中依旧保存着中国文化敬畏自然、遵循规律的原则,亦崇尚生命的体验，注重生命的交融与互动。又基于医学本身的特点，从“医”之独特视角将人文情怀与科学精神相结合，嬗变出具有中医药特征的文化模式。在这种文化模式下，既有对自然生命之发展的透视，又有对生命价值和人性完美的引导。与天地相往来的中国传统的“精神自由”是以主客交融的感应机制为根基、进入生命与世界的节奏中从而获得自得、无适之态。臻于“精神自由”之境的途径并非依靠强行克制，而是通过修身复还人所秉自于天的人性，由此，则能与生命本我与外在世界的节奏相合，内尽其性、外与物谐。

卫礼贤曾讲给荣格他自己在中国胶州所亲身经历的关于“祈雨者”的如下故事，荣格则认为这个“祈雨者”故事颇具传统中国文化中“无为而治”而最终达到治愈的风格，如果不讲这个故事，就不要公开谈论心理治疗，而积极想象的最高发挥，就像这求雨者，使个体与道保持和谐。

故事发生在中国古代的农村，当地的居民遇到了严重的干旱，于是派人到远处请来“求雨者”，当“求雨者”到来之后，他发现整个村子混乱不堪，牲畜濒临渴死，农作物枯萎。村子里的人也受到这种气氛的影响，个个浮躁不安。村民们围着他，急切地要看他如何求雨。但他说：“请在村头给我一间茅屋，还有三天的时间，任何人都不要打搅我”。

就这样，“求雨者”进了他的小屋,而村民们等待着。等到第四天早晨，天乌云密布，下起来暴雨。“求雨者”从那茅屋走了出来，村民们不约而同地问他：“你是如何办到的呢？”

“哦，这很简单”，他说：“我什么也没有做。”

村民们说：“你看啊！天已经下雨了，这怎么可能呢？”

于是，“求雨者”解释道：“我本来已习惯于风调雨顺自然和谐的生活，当我来到你们的村子，却感到混乱与不安，这里的生活节奏已经失调，远离了自然之道。而我也受其影响；心神不定，失去了本来的和谐，这样我又能做什么呢？于是，我要有一个安静的处所来调整身心，重新恢复与道的联系。而当我恢复了自然与和谐的时候，有了这种转变和调整，有了合乎自然的心境与状态，我们失去的雨也就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