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变了，但一切都没变。这是段雪玉在后记里写下的最后一句话。在将近三个小时的对话中，她向我讲述她的成长，她的热爱，她对“纯粹”的追求，讲在接触到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后，自己人生的“暗线”是如何与历史的“明线”相呼应的。但她不想只谈论学术，她想谈论“人”，谈论生命的独特性。她想讲她的生活，她的师承，她的“背包客”经历。她想阐释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浩瀚历史长河，沉淀结晶成思想的盐粒。

反骨

1989年秋天，云南大学历史系迎来了一位重庆姑娘。

那个年代，能够考入云南大学的，无一不是各地的拔尖学子。现实是，学金融的比学历史的吃香得多。段雪玉却对专业课程全身心投入。图书馆、教室、食堂、宿舍构成了她本科时期“四点一线”的日常。

段雪玉对历史的兴趣，最早来自家饭桌上的闲谈。兵工厂的家属院里，晚饭后的时光是属于父亲的。50年代高中毕业、当过兵的父亲，有一肚子的故事。部队在西南边境调防时，战友间口口相传的“吹大山”，成了一个孩子最初对“过去”的想象。段雪玉坐在父亲身边，常常听入了迷。这样的家庭氛围，让她从小就对“讲故事”特别着迷。

“文史是相通的，文学存在虚构，历史追问真实，可讲故事的方式同样重要。”后来做研究，段雪玉也总喜欢用讲故事的办法去呈现历史中的人和事，“我倾向于用讲故事的办法去讲，讲生命的独特性。”她说。

早在读高中时，段雪玉的“反骨”便开始冒头。在同龄的女孩子们几乎人手一本琼瑶的年代，她却把言情小说翻得飞快，从未沉浸其中。那时，真正让她着迷的，是那些情节跌宕起伏、充满悬念的公案小说。她总是一头扎进古代断案的世界里，和主角一起通过蛛丝马迹寻找真相。在飘着言情小说封面的校园里，一个捧着公案和科幻读得津津有味的女孩，怎么看都有点“另类”。如今回望，段雪玉觉得，对“解谜”和“叙事”的痴迷，或许早已预示了她未来历史研究的方式。她喜欢寻找线索，把历史的“蛛丝马迹”讲成完整的故事。

这份“反骨”在高中文理分科时越发明显。80年代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学校本不打算给文科单独开班，但段雪玉不服气。她带着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写志愿书、找教导主任、集体请愿，硬是在高二下学期，为自己和四十多个同学“闹”出了一个文科班。“我是很坚决的，我觉得选定了就一定要读文科。”

“现在想想是有点反骨，”她笑道。

从书斋到田野

云大承袭了西南联大的学脉，特别是唐宋经济史研究，在国内是重镇。本科阶段，段雪玉有幸得到经济史方向的几位老师指点，对经济史的热爱也开始萌芽。临近毕业，停招三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启动复招，她在老师的鼓励下考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史方向硕士。然而，硕士生阶段却成了段雪玉求学生涯的一段迷茫期。

经过三年的徘徊，1996年，硕士毕业的段雪玉应聘来到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成了一名年轻教师。接下来的十年里，她站上讲台，结婚生子，生活也安定了下来。只是经济史——这个她同样挚爱的研究方向，偶尔仍会从记忆深处浮起，叩响她的思绪。

幸运的是，命运的齿轮在2006年转到了最关键的一圈。那一年，段雪玉考入了中山大学历史学系，跟从刘志伟、陈春声两位教授攻读博士。正是这一次选择，让她慢慢走近一种新的学术方法，而这种学术方法对她未来研究的影响是具有颠覆性的。

它叫作“历史人类学”。

顾名思义，历史人类学即融合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然而，不同于西方学术界历史学家或人类学家所定义的“历史人类学”，中国特色的历史人类学，是指国内外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结合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形成的既区别于西方定义，也有异于传统历史学或人类学风格的理论与方法。它强调在充分占有传统史料的同时，考察环境、访谈群众、收集民间文书、阅读仪式，提炼基于中国经验的学术范畴，达致对中国历史乃至人类文明的深入理解。

中山大学是中国历史人类学的摇篮。2001年3月，中山大学正式建立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多项历史人类学研究项目在此开展起来。

2007年，也就是考取博士的第二年，段雪玉参加了中山大学组织的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那个夏天，研修班的一百多位成员坐上三辆大巴，一同前往梅州客家地区做田野调查。研修阶段，她和成员们一起，根据师兄制成的田野手册完成任务。每天早上八点就出门“跑田野”，晚上回到大埔县城，又接着开会做报告，一直到晚上十点。这样高强度的田野调查，持续了一个多星期。

2007年10月采访沙边盐场罗润富场长

历史人类学有一套独特的方法论，被形象地称为“三板斧”——进村找庙、进庙找碑、找族谱。对全无经验的调研者而言，在安全、交通、语言等问题面前，第一次开展田野调查往往会狼狈不堪，但“背包”惯了的段雪玉却如鱼得水。

多年以后，面对不同乡村市镇，她仍会想起在研修班“跑田野”的那几个午后。“一进研修班，我就开始兴奋了。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那是我最想要的学术形态。”段雪玉回忆道。

“文献会骗人”

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结束后，段雪玉正式迈进了历史人类学的大门。她开始尝试走向历史现场，走近乡镇中具体的人和事，“在田野中解读文献”。

那段时间，段雪玉的心情“既兴奋又焦虑”。她兴奋于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研究方法，又焦虑于时间的流逝。“我一下子变得很投入。”她说。

博士七年，段雪玉跑遍了广东海岸线——东起潮州饶平，西至雷州半岛。头两年，她反复前往台山。坐大巴从天河客运站出发，经过五个小时到海边，再在镇上找酒店住下，这样的流程重复了不知多少遍。段雪玉告诉我，在2016年网约车普及之前，进村调研唯一能选择的交通工具就是摩的。“我的策略是，到了当地，先搭摩的，如果觉得师傅可靠，就第二天继续包他的车。”她总是从早上八九点包车到下午六点，中午和师傅一起吃饭。“我告诉摩的师傅，你带我去我想去的地方，这几个小时的钱都算给你。”

有趣的是，她的第一篇重要论文所用族谱，就是台山一位姓陈的摩的师傅提供的。“他好奇我到底在干什么，我说我想找碑刻、找族谱，他说‘我家有啊’。”说到这，段雪玉难掩激动。师傅的族谱里清清楚楚记载了祖先制盐的历史，并且主要是清代的资料。“这是非常珍贵的民间文献，”她说，“那两年每次到镇上调研，我都会找他。”

田野调查最迷人的地方，是“文献会骗人”。段雪玉拿自己有关盐场空间变迁与流通的研究举例。“文献会记载广东有多少盐场，收多少税。但明代后期盐税是以白银的形式上缴的，白银就遮蔽了产不产盐的真相。是否产盐，只有通过‘下田野’才能知道。”调研过程中，她亲眼见到大片盐田荒芜，见证广东盐业“当代的衰落”，又结合文献回溯两广盐业“历史的繁荣”。

她发现了一个此前学界没注意到的现象：宋元时期，广东的产盐中心在珠江三角洲的香山、东莞等县，但到了明清时期，这一中心却转移到了惠州府和潮州府一带。中心转移不仅解释了明代后期两广盐区轮廓的逐渐形成，也揭示了地理环境变化的关键作用——北海湾通往广西腹地的水路断流后，广西转而依赖广东经西江输入的食盐，而珠江三角洲盐产的衰落又使得两广盐区成为全国唯一长期依靠长途海运食盐的盐区。“如果没有田野，我不会知道文献背后存在这样的转变。”

七年田野、十年写作，最终凝结为《南海盐道：16—19世纪两广盐区生产空间变迁与流通机制》等著述。《南海盐道》一书仅20多万字，但段雪玉觉得这20多万字包含了她作为一个学者的人生。“我的研究与内心的热爱最终相契合了。”她说。

背包客

“不要把钱放在一个口袋里，身上每一个隐秘的地方都要放一些。”

“做背包客，要尽量把自己隐藏在人群中。”

谈到“背包”经历时，段雪玉看起来有些兴奋。“我很喜欢四处去看。”她说，开始和我分享自己年轻时“走南闯北”的故事。

一次，因为“听说孔林里面没有鸟叫、没有蛇”，她一个人骑单车进孔林。整个下午，偌大的孔林里只有她一个人骑车穿行。还有一次，她独自在半夜三点爬泰山，到达山顶后却发现那里起码有两千人，人人都穿着租来的军大衣。“我在等太阳从云层里‘咚’的一下跳出来，结果那天没云，太阳就那样平平地升起来了。”段雪玉笑着说。

2022年2月英国兰卡斯特镇运河徒步旅行

其实，“背包”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考上云南大学后，段雪玉买了辆二手自行车。她总是在周末骑上车，在城里逛来逛去。从城北到城南，她走遍昆明的街巷，看到了不同于大学校园内的风景，也看到了普通昆明人的生活。时至今日，段雪玉仍然记得那个年代的昆明人周末只吃两餐的“传统”，也仍然把他们将“公斤”作为计量单位的细节记得一清二楚。研究生阶段，她“越走越远”，短短三年把西南地区“跑了个遍”，北京、山东、东北等地也留下了她的足迹。西南地区甚至成为她一直以来的“精神故乡”。

段雪玉告诉我，她喜欢一切与人文挂钩的东西。但有趣的是，比起博物馆，她更爱菜市场。“我喜欢看人，而那里最容易看到人，”她说，“那是我对‘人文’最早的领悟。”

看见人，走近人，接触人。多年当“背包客”的经历让段雪玉学会了如何同陌生人打交道，而这成为她后来做田野调查的技能之一。“跟人打交道不仅需要礼貌，更需要策略。”清晰问路、让人放松、有效开启一段对话，甚至引导一个人去讲述当地的历史，这都是研究者在下田野时必备的技巧。现在，段雪玉仍会训练自己的学生掌握这些技巧，并要求他们具备相应的能力。

刚开始，“背包”只是段雪玉的热爱。她从未想过，有一天自己会将其用在研究上。这让她遇到了历史人类学的方法——一种能让她自然沉浸其中的方法。“做‘背包客’是一条暗线。直到读博我才明白，跑田野是我一直以来的兴趣所在。”

师承

“日常生活中亲切融洽的师生关系，不等于专业上的严厉，这是两分的。”

虽然是眉眼弯弯的温柔长相，但段雪玉坦言，作为导师，自己以严厉著称。“对谈的时候，我差不多每年都会把研究生问到哭。”

她的训练方法来自博士生导师。博一阶段，刘老师带学生们读梁方仲先生的《〈明史·食货志〉第一卷笺证》，每两周读一段。尽管读了不到一年时间，但段雪玉却有了“醍醐灌顶”的感受。“当老师提问的时候，他的研究方法会在其中呈现。”

2018年10月平海盐业调研动员大会

段雪玉要求自己研一研二的学生，每两周必须拿出半天到她的工作室，进行一场三小时的对谈。师生共读一篇论文或一段史料，而她不断追问，“逼”学生厘清每篇文章的来龙去脉。“我们一个学期可能读不到很多内容，”她说，“但我希望学生读到的不是文字，而是老师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问题意识就是这样培养起来的。”她从导师那里学到的，不仅是知识，更是问问题的方式。“当年我的老师也是这么追问我的，常常把我问到懵，但读到后面，我整个人脱胎换骨。”

除了博士阶段的刘志伟教授和陈春声教授，段雪玉对自己本科和硕士阶段的老师也怀着感念之心。她回忆起本科阶段的吴晓亮老师，认为是这位老师让她感受到了人文的力量，鼓励她走出去，去见识到经济史更广阔的天地。硕士阶段的江太新老师则在她迷茫的阶段支持她的每一个选择，让她能够安心踏实地迈进华南师范大学的大门。至今，她和两位老师都保持着既是师生，更是朋友的关系。

“人文学科需要师承，”段雪玉讲道，“不是门派，也不立山头，但一定有师承。你的学术风格受哪位老师的影响，一定看得见。你可以超越、可以批判，但一定会有来源。”

美美与共

谈及“女性”，段雪玉最常说的一个词是“本位”。

学者本位，科研无法妥协；师者本位，教学不可忽视；亲者本位，取舍不可偏废。段雪玉将这些视为一个高校女教师同时扮演的多种角色。

孩子出生后，段雪玉作为年轻教师，一边忙着教学，一边照顾家庭。孩子上小学时，她考上博士，但田野调查要继续下去。于是，段雪玉把大多数“下田野”的任务塞进寒暑假，在家人的大力支持下，度过了那段相对忙碌的日子。由于丈夫是行政人员需要坐班，于是孩子平时她带，周末丈夫带，夫妻俩分工明确。至于家务，段雪玉的策略是“简单化”。为了挤出更多的时间，她选择找钟点工或者托老人帮忙。“我不想让这些琐事干扰工作，”她说，“工作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在学校，段雪玉始终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入职华师三十年，她在学术上慢慢“爬坡”，如今已经成为教授。专业训练上，她是严师，向来不分男女，一视同仁；但在师生关系的维度上，她承认自己作为女性的优势。“女老师可能让学生更自在一些，学生会跟你聊一些别的东西，包括一些个人经历。”

“‘条条大路通罗马’，家庭跟事业都能成为女性的‘罗马’当然最好，但有遗憾也很正常。”段雪玉认为，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女性教师是互相鼓励的。“我特别想分享一个词，这个词就是‘美美与共’——女性的个人事业是一种美，家庭生活也是一种美。没有哪个更好，就各美其美吧。”她笑着说，“做自己热爱的事情就好。”

2024年1月考察甲西镇卢东墓

采访快结束时，我们没有再谈她的学术研究，她的人生经历，或者她对女性的看法，而是聊起了她写在后记里的最后一句话。那句话是：一切都变了，但一切都没变。说到这里，段雪玉看上去很坦然，也很淡然。她谈到人情的冷，谈到田野调查时四伏的危险，谈到圈子里确确实实存在着的“不纯粹”，但她已经掌握了应对之道，她希望自己能够就这样走过去，然后发现一切海阔天空。

“其实中国文化更看重思想和精神层面，我们更多是向内做自我调适。”

“我慢慢读懂了传统思想里的智慧：一点点消化掉负面的不良情绪，保持信念和信心，有些东西终究会得到。”

也许她确实淡化了一些东西，也许她下意识地避开了某些更加尖锐的表达，总之时间线再次被拉到了当下。她笑着说面对“不可避免”的东西，自己的选择是“尽可能地抵抗”，随后又笑着为我倒了杯茶。

结束与她的对谈后，我走在路上，在一片黑暗中想起她对我某个问题的回答。

——什么东西需要改变，什么东西不需要改变？

——遵从内心去选。遵从内心，五年十年以后你一定不会后悔。你会发现想要的东西不在这个时候就在那个时候，不在这个地点就在那个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