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红布包


老家老屋里有一只红色衣柜。柜子深处,藏着一个叠得整整齐齐的小布包,里面是课本和教书时的教本,还有一条红领巾。小时候,我总趁大人不注意,好奇地打开,又笨拙地照原样包好。几次下来,到底按捺不住,问了母亲。原来,那是她读书与教书时留下的念想,因为修水库,举家迁移,她已不再继续教书。
儿时总有学生上门喊母亲“老师”。那时我觉得当老师真神气,高考志愿清一色填报了师范。直到自己站上讲台,在经年的教书生涯里挥洒青春,收获喜悦,才懂得母亲当年那份珍惜。当一个人热爱自己的职业,付出和收获,皆是幸福。学生一届届毕业,但教学相长的岁月里彼此传递过的温暖,依然如初。
我们身上,有母亲未酬的梦。高一那年,她给了我第一本英文字典,深灰色封面,六十四开,十八元。以当时的家境,那是何等贵重的惊喜。
高考失利那年,是母亲力排众议的坚持,让我拥有了再搏一次的机会。很久以后我才领悟,在那样拮据的家境里,这份坚持有多难得。我至今难以想象,像母亲那样爱面子的人,当初向乡邻开口借钱,需要多大的勇气。她始终笃定我只是没发挥好,那份百分之百的信任,是我前行路上的一束光。
感情受挫的那段日子,对我们姐弟三个一贯严厉的母亲,忽然温和慈祥起来。可她转身时,我还是看见了她因担忧而哭过的眼睛。那种刻意藏起、却藏不住的期许与关爱,在那个冬天给我痛痛的温暖,也在那个瞬间将我从偏执里拉回现实。母亲没说一句大道理,只用一个无言的举动点醒我:要好好地活,因为这世上,有最需要我的人在祈祷并等待我的幸福。
大学时,偶尔收到母亲的信,一页纸,除了叮嘱学习与生活,便是我外甥的学习。信末的日期,常常是深夜十二点到一点。
后来我回乡教书,成家。我生孩子那年,她累病了一场,却从不提半个字。
2004年到2010年,在我最需要拼搏的那些年,母亲和父亲义无反顾地来到并不习惯的南方,一待就是六年。他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好好忙,等你忙完了,孩子也住校了,我们就回老家,还是老家习惯。”那六年,母亲将我的学习和工作看得如此重要,赶我进书房,不让我进厨房。重视我在家的学习环境和时间,那种重视的程度至今无人可以超越。她将家务事无巨细一概包揽,然后乐呵呵地说:“不累,这点事算什么。”当年的我竟信以为真。直到自己真正操持家务的那些年,在兼顾的忙乱里,才突然领悟母亲当年有多累。这迟到的领悟,留下永远的心疼与愧疚。
母亲用一生在我们心里根植了一个信念:没有什么大不了,一切都会过去,向前走就对了。
孝心用钱或物表达,最简单也最不费心。每当寄回一份挂念,同时寄出的,还有一份深深的歉意。我总盼着有一天,母亲和父亲能高高兴兴地答应再回到南方,让我也能用当年他们照顾我的心,为他们做点什么。可想想母亲那股固执,这心愿怕是遥遥无期。
每年总有一日,祝福母亲的生辰,也开启自己的新岁。我常常好奇,在她生日那天迎来我的降临,于母亲是何种感受?她不曾说起,我也不曾问过。
那只红布包,母亲再没打开过。可她的梦,早已长在了我们身上。
2026年9月3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