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着郑小琼的作品，我一直在思索，人们常说“十指连心”，“断指”有多疼？“断指”后生活有多苦？这种痛彻心扉的疼痛感，以及如影随行的屈辱感、耻辱感将如何击溃一个脆弱的灵魂？又或者将能迸发出多大的力量？我尝试在郑小琼的文字里寻找答案。

       郑小琼以自己敏感的心灵去测量底层生活的艰难和残忍，用一种坚定、硬朗、有力的文字记录了这个特定群体所遭遇的生活的暴力、苦难与疼痛。

       这种疼痛首先是肉体的折磨。如断指的疼。


       她站在一个词上活着：疼
       黎明正从海边走出来，她断残的拇指从光线
       移到墙上，断掉的拇指的疼，坚硬的疼
       沿着大海那边升起
       灼热，喷涌的疼
       断在肉体与机器的拇指，内部的疼，从她的手臂
       机台的齿轮，模板，图纸，开关之间升起，交缠，纠结，重叠的疼
       ……

       疼压在她的干渴的喉间，疼压着她白色的纱布，疼压着
       她的断指，疼压着她的眼神，疼压着
       她的眺望，疼压着她低声的哭泣
       疼压着她
       没有谁会帮她卸下肉体的，内心的，现实的，未来的疼
       机器不会，老板不会，报纸不会
       连那本脆弱的《劳动法》，也不会                                        

                                                        ——郑小琼：《疼》[1]


       坚硬的、喷涌的、内部的疼压着她，她低声哭泣，因为身体的疼痛，更因为由此引发的精神上的屈辱与损伤。郑小琼用质朴的语言记录了另一群体的生活经验。这个特殊的群体怀揣梦想，背井离乡，艰难挤身南下大军，并成就了一个时代的特定称谓——“打工”。空间的位移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和命运。在卡坐上他们承受流水线的奴役及机器的挤压，柔弱而卑微的个体在长期的损伤与异化中渐渐成为了流水线的一部分，或者是不具备生命感知的“机器人”。正是这种带着伤痛的流徙构建了中国社会改革和现代化潮流，然而这个群体参与制造的经济学数字却湮没和覆盖了这些卑微的生命本身。南下的现实生活太坚硬，而他们的肉体和精神又太脆弱。现行的户籍制度、城乡的二元对立，使他们难以融入以现代文明为表征的城市。他们尴尬地处于城市的边缘，城市的排斥和乡村的胆怯导致他们身份的焦虑与精神的焦虑，因此他们的内心是贫困的、匮乏的和软弱的，并且经常处于苦难和伤痛之中。

       这“现实主义的疼痛”从“断指”中喷发出来，带着血迹和疼痛的诗歌是残酷现实的折射。“断指”是底层经验写作中反复出现的一个重要内容，如许强的《今天下午，一名受伤的女工》、彭易亮的《第九位兄弟断指之后》等。“断指”与以“铁”的冷硬、板滞为象征的工业化生存相对应，它是细弱的人性与肉体被伤害与异化的体现。疼，尖锐的疼，深入骨髓的疼。“铁块与胶片抚摸着她命运的暮色/啮咬的机床断残的食指交颈默立/她命运的暮色在一个流离的词语间哭泣/她血肉模糊的疼痛询问着命运”[2]（《黎明》），无人理会，无人回答，在这个南方工业小镇里，打工的他们只是时代投下的影子，他们的伤痛微不足道。但这疼痛使郑小琼一直在写，“我在黑夜里写下路灯、街道和一个四处奔波的外乡人/我在黑夜里写下制衣厂的女工和她们命运中的咳嗽/我在黑夜里写下五金厂的炉火以及一截让机器吞掉的手指”[3]（《我写着》）。这纯粹的文字见证了底层打工生活的苦难和血泪，并传达出一种深远的悲悯与关怀。

       我们无从知晓“断指”具体有多疼，但这些诗句让我们真切体会到切肤之痛与精神之痛。从学理上说，疼痛是一种复杂的生理心理活动，它不仅源自机体的某种表征，更来自于人类生命意识的自我觉醒。正是这种疼痛感让郑小琼坚持以诗的方式作出抗争与控诉的痛反应。这无疑是当下切入当代生活内核的一条艰难而又必经的道路。

       郑小琼的出现可谓是一次意味深长的诗歌事件。一个来自四川的打工妹，在南方一个工业小镇打工之余，以隐秘的巨大的热情，出人意料的才华，磅礴有力的语言，对我们的时代发起了“正面强攻”。如果要追溯郑小琼诗歌创作的缘起，那大抵是初至异乡的一次内心偶遇。在南方坚硬的土地，失意的她用诗歌写下一首首纸上的故乡。《荷》便是诗意与乡愁的结合，这让她“一下子看到了生活的亮色与寄托”。从此，诗歌找到灵魂的出口。逐渐，乡愁淡了下去，坚硬的现实替代了乡愁，尖锐的嚎叫替代了低泣。黄麻岭则浓缩了郑小琼的打工生活。她“把自己的肉体与灵魂”安置在这个小镇的流水线的一个小小的卡坐上，还包括了自己的“理想，爱情，美梦，青春我的情人，声音，气味，生命”，她把自己交给这个小小的村庄，过着“这丧失姓名与性别的机械的生活，这合同包养的生活”，直至“苍老”，回家。

       这便是流水线上坚硬如铁的打工生活。郑小琼以底层的身份写出底层的悲歌与嚎哭——明显区别于一般性的“底层经验写作”的文字。在此，我们不能回避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文学创作中对于“底层经验”的表述与论争。似乎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不及今天对底层的关注。尽管在此我们不讨论中国的社会分层是否印证了韦伯的“三位一体分层模式”，但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底层”确是从经济、声誉及权力三个角度来考察和判定的。由此，上亿在外打工的群体自然成了我们社会的底层，这也是当代中国最基本、最重要及最具有特色的史实。底层经验的写作可粗略分为“写底层”和“底层写”。“写底层”的传统是古已有之，从杜甫到鲁迅，关注底层，批判现实的现实主义写作逐渐成为文学的主潮。但多属于以俯视的眼光“写底层”类，难以抵达底层精神空间的丰富性、原始性与真实性。相较而言，由真正来自底层的写作主体以平视的角度表述自己，更能逼近和融入真正的底层境遇与精神世界，从而更具有力量与希望。在新的语境中，诗歌重新接纳了丰富的现实经验，面对变动着的社会公共经验也做出了敏锐又积极的回应。

       人类观照世界的方式，大致可分为两种：科学的方式和诗的方式（后者包括哲学的方式和宗教的方式）。科学是反映世界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但科学的发展性、局限性决定了科学所能到达的领域的有限性。因此，科学不可企及的地方，就属于诗。甚至，亚里士多德曾有说法，最真实的不是历史，而是诗。诗是一个人的心灵史，它本应只与内心相关，而与职业、身份、地位无关，但是在我们的时代，职业却紧紧联系着生存、生活与命运，而这些正是诗歌的母题。郑小琼正是以诗的方式从社会底层的视角真实地呈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段重要的历史，客观记录其所在平面的个体生存状况。她的写作，“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并对社会的不公、异化及假象作出无畏的指证和尖锐的揭露。诗人成了时代的“书记官”。她的诗作可谓现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份特殊的精神档案。郑小琼以亲历者的身份，用诗的方式表达和参与公共话题的言说，并深度介入生活现场及生存境况，提交另一种疼痛的现实经验，表现出鲜明的伦理倾向性与尖锐的批判锋芒。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个仅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打工妹身上泛现出公共知识分子的精神特征——良知、责任、道德与耻辱——介入政治、文化、经济等社会公共经验，并试图厘清乡土中国现代化转型中城乡关系的嬗变轨迹以及社会前进中付出的代价与牺牲。

       时代强硬的进程，都市粗俗的欲望，市场强大的暴力，人性的挣扎与内心的恐惧混杂交错，排山倒海，席卷而来。这种广阔的写作视野和内涵，以及对生命存在的关怀与悲悯，决定了郑小琼的超出一般“打工诗歌”的意义。无意中，郑小琼坚守了公共知识分子所应持守的道德、良知和公正，由下至上倾吐出真正来自底层平面的嚎叫。由此，诗作便从自我境况指向广阔的社会底层，提出生命的诉求与质疑。

       也许正如德国诗人麦克尔所说,“诗歌不是天使栖身之所”，“诗是苦难的编年史”。郑小琼的自觉、独立、敞开、多元的写作，还原了生命与存在的本真。她以“疼痛”的写作有力地正面地积极地回答了斯皮瓦克那著名的后殖民主义问题——“贱民们能够开口说话吗？”，他们借助诗——这艺术的艺术，终于发出了某种独特的属于自己的声音。


注释：
       [1]郑小琼：《疼》，见《黄麻岭》，105页，长征出版社，2006年。
       [2]郑小琼：《黎明》，见《黄麻岭》，72页，长征出版社，2006年。
       [3]郑小琼：《我写着》，见《黄麻岭》，148页，长征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