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武汉人，我是湖北人，但我喜欢武汉。

说来有些不好意思，自小在小山村长大、小乡镇读书，直到高中毕业了，才第一次出浠水县城（是的，就是这次因疫情严重而闻名的一个黄冈小县城）去武汉，还是“离家出走”。原因是父亲将我私底下告知他的高考考得还行的真实感受，又很实诚地告知了村里一个外人。我很害怕这个人一传十十传百地宣扬开来，而我到时却没考好失了面子。我很生气，强行问母亲要了二十块钱去武汉汉口找大姐和姐夫。这人生第一次负着气到的武汉，心里跟烙了铁印似的，很深刻。

那还是1996年，一晃20多年过去了。20多年前，我还不清楚公汽是到了站才能下车。在车经过汉口老通城的时候，使劲跟司机喊着要下车，惹得车上很多人都莫名地笑。一个阿姨操着一口正宗的武汉话：伙计，还冒到站哈，到站才能下，不要“昂”（武汉土话，谐音，一声，“叫”的意思）了。很佩服那时的自己，一个连坐公交车规则都不懂，没有任何通讯工具，就敢凭一书信地址闯进武汉的乡下小丫头，天不怕地不怕的，换到现在被骗被拐也未可知。现在想想，大概也算是年少无知无畏吧。

那年暑假之后，我就去了北京上大学。每次上学和放假，都要去汉口火车站坐车，在大姐家中转。每次到武汉，大姐夫都会亲自买回或者带我去吃各种小吃：四季美的汤包、老通城的豆皮和蛋酒、三镇民生甜食馆的热干面和面窝、汪师傅的点心……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一家名叫牛伢狗店（现在叫小牯牛）的牛肉面，那真是迄今为止我吃到的最好吃的牛肉面，肉多汤正，面也劲道。大姐夫是一个非常讲究的人，他觉得虽然都是豆皮，但只有老通城的豆皮才是正宗的豆皮，吃别家的他会嘲笑你。所以每次过早（吃早餐），他必定起个大早，走很长的路、排很长的队去买他认定的早点给我，有点类似于现在广州很多人排队买“鲍师傅”蛋糕和“贡茶”一样。多年以后，每次到武汉，我也只吃大姐夫认定的牌子和老店，换成别的，总觉得不对味。

这样来来回回、去去往往，慢慢地，跟武汉的接触越来越多，尤其是大姐家所处的汉口。吉庆街、老通城、步行街、江滩、江汉路夜市街……这些地方对我来说几乎就像广州的天河城和正佳广场于我而言一样熟悉。后来离开北京到广州求学，和老公（当时是男友）还在大姐家中转，往来于武汉和广州之间，与武汉的接触更加频繁了。回武汉时，常带着大外甥到处玩，长江大桥、黄鹤楼、东湖、古琴台、小鸟天堂、动物园、游乐园、海洋馆、解放公园、武汉大学……对武汉又多了一些了解和热爱。

说来也很奇怪，虽然自己很爱武汉的小吃，大姐家又在武汉，哥哥也在武汉高校读书，但我在高考填报志愿时却一所武汉高校都没填。那时，满脑子是北国的白雪和京城的红墙，好像对武汉的黄鹤楼和长江大桥没有半点的向往。从这个角度，多年以后我总问自己，是不是从心底就不太喜欢这个城市？想来想去，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害怕管束，不想周末一放假就像哥哥那样被大姐召唤回家，更不想做什么事都在哥姐的眼皮底下。还有一个，武汉相对容易熟悉一点，我更希望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感受一番，骨子里对自由有着不羁的向往。

只有保持适当的距离才能看见事物的美好，离乡才能念乡。不曾在武汉生活过，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武汉这座城市的熟悉和喜欢。记得大一寒假，因为买不到票，又因刚上大学思家心切，只好买了张从北京西到汉口的临票。事先也没告诉大姐，到站时已经凌晨两点多。那时胆子大，十八九岁的一个小姑娘，大半夜的在火车站叫了辆的士就往大姐家冲。叫醒大姐进了家门后被她好一顿骂：“不知道汉口黑的士宰客拉人不安全啊，要是出了事咋办！”我嬉皮笑脸，说：你看不是好好的吗？人家师傅可好了，穿巷走街地跟我一起找，不也只收了13块钱吗？还叮嘱我不要找错了地方，等你们应了门才走。但大姐还是一顿教诲，讲着汉口火车站的各种乱象和恐怖的事，比如司机口里一毛钱实际是一块钱，很多私营旅社仗店欺客等。看得出来，她很庆幸我没出什么事。我后来想想，有些后怕。

经历这件事，让当时的我对人们传说中的武汉人刁蛮，尤其是火车站的士司机黑坏黑坏的不那么相信。尽管如此，我此后就真没再一个人在深夜打过车，去哪儿都不打，宁愿在车站坐等天亮。我也很纳闷，明明碰到个好人，怎么会无端生起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恐惧感？我这是给武汉招黑么？

但若干年后，还真在武昌火车站被蛇咬过。其时已经是2004年吧，和二姐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从武昌下火车回黄石，大清早在客车站售票亭旁买的票（现在想来应该是黄牛党卖的票），居然坐上了“黑车”，硬是拖着我们在武汉城区兜了一个小时继续揽客。中途还有人假扮托儿上车玩起酒瓶盖中奖的骗人游戏，吓得我和二姐一身的冷汗，赶紧找了个非下不可的理由逃下了车。现在想起来，还是一阵阵发冷。可又细想，那帮人好像也不是武汉人，似乎外乡人的口音更多一些。应该是一些暂时误入歧途的小年轻想试着当当古惑仔吧，毕竟也没明着抢。这样一想，除了增加了些戒备心，该事还是没太影响我对武汉的喜欢。

尽管喜欢武汉，我却一直不习惯和武汉人讲话，尤其是陌生的武汉人。大姐在武汉生活了30多年，说着一口正宗的武汉话，还有一帮正宗的江汉路邻居。每次去她家，家家（姥姥）、袁伯伯（实际是阿姨）、刘叔叔，还有一些我叫不出名的叔叔阿姨，要不送些莲子，要不端碗豆皮，她们很热情地跟我姐讲着武汉话，大意就是要给我吃好喝好。她们总是嗓门很大，语速很快，语气还夹些轻慢。经常有一些“老子、他老娘的（汉骂）”的字样出现，而且声音像转了一道弯，如果不是因为脸上有笑容，真的以为她们在吵架。我和我姐只讲浠水话，我既不会说武汉话又不全听得懂武汉话，这跟我现在既不会说粤语又不全听得懂粤语一样。所以，我有时听得懂，有时听不懂，只是礼貌地点头、微笑。跟熟悉的武汉人讲话都不很习惯，就更不要说陌生的武汉人了，那只会嗓门更大，气势更盛，稍不对味就会争吵、对吼，随时都能干架似的。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武汉的公交车司机，有关他们及他们车速的各种段子流行于各路网络。武汉是四大锅炉之一，夏天特别热；但武汉又有江，冬天亦特别冷，又阴，大部分没有暖气。冷热夹击，两边不讨好，武汉人的暴脾气应该跟天生的气候有关吧。

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居湖北之外，每次向别人介绍自己是湖北人时，听到最多的就是这句话。佬，有大佬、小赤佬、广东佬，还有鬼佬，听起来总有一股子匪气、狡黠气或被瞧不起。但作为湖北人，心里还是固执地愿意当它是对“聪明”的另一种解读。人性本善，荆楚大地九省通衢、人杰地灵的，心有九孔、聪明一点又有什么不可？浙商、徽商、晋商，不都是因为聪明而冠名吗？九头姑娘的称呼，只要不存害人之心，有提防之能不也挺好？为了引出武汉妹子，似乎又扯了一通题外话。

都说湘妹子多情、川妹子直爽，湖北妹子并没有一种统一的标签，但武汉妹子好像是有的，那就是聪明、强势。于我而言，对武汉姑娘，其实接触的不多。很多年前有一个武汉的邻居，因为小孩年龄相近，所以相处得算是比较近。确实，她家里家外一把手：财政大权是掌握在自己手上的，置房置业是由自己说了算的，买不买保险是由自己斟酌的，过年是去夫家还是娘家也是由自己决定的。丈夫是一个高管，待遇很好，回到家什么都不是，全凭她说了算。但她很爱自己的老公，除了强势点，方方面面都照顾得很好。很早，她就拿着丈夫的钱在武汉、云南甚至海外都买了房，还跟我说，看能不能一起申请个海外户口弄个二胎的名额。我当时甚是羡慕她，她的眼光、魄力的确比我远不知多少倍。后来她不跟我做邻居了，卖了我们小区的房搬去了高档社区，我们也就失了联系。想来，她应该过得非常不错，或许移民了，或许早生了二胎。这就是我认识的、离我最近的、日子过得很好的，一个聪明的武汉姑娘。

总之，对武汉的喜欢，是从喜欢它的小吃且没有碰到黑的士开始的，并不仅仅因为我是湖北人和大姐家在武汉的缘故，尤其是后面接触到的武汉姑娘，她的人生在某种程度上是我对生活的一种向往。今天是2020年2月18日，农历正月二十五，此刻的武汉和整个湖北都笼罩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悲伤之中，全省各市各镇各村和每个人都被密封在自己的一块天地里，出不来也走不进，天气也一会儿雨一会儿雪一会儿晴的。我只希望家乡的门能早点打开，在这个还十分寒冷的冬天，人们可以出去晒晒太阳、聊聊天、吃碗热乎乎的热干面。我的爱人也可以早点回到广州，帮孩子弄她的网上教学视频，他回家过年已经整整一个月了。